对苏联出兵东北的政策，陈云同志当年曾作过这样的分析：“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见《陈云文选》 1926～1949年第221页)。
这一精辟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苏联当局，因中苏条约的约束和外交政策上的需要以及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所以对我们在大连的活动有不少干涉和限制，但是他们的基本政策是支持和援助我党在这里发展力量，掌握政权，配合他们巩固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
大连地方党委从建立之日起，就遵照东北局的指示，注意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把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当作首要任务。过去大连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储有大量军械、弹药、汽油、布匹等军用物资，解放后虽大部分为苏军控制，我们也以公安总局名义接管了一批，还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流散在民间的军用物资，供应东北前线。在这同时，华东、华北与大连邻近的解放区，也陆续派人来开设各种“公司”、“商行”，采办和转运布匹、医药用品、通讯器材等军需物资。大连市委(1946年7月改为旅大地委)则尽力为他们提供方便，开放绿灯。有时物资在海关被苏军卡住，我们及时交涉，也都放行了。1945年底，我军初进东北，被服供应困难，肖劲光同志专程来连，筹办布匹，市委当即决定将市公安总局和大纺、金纺所存布匹倾库拨出，超额完成了供应任务。
肖劲光同志在连期间，我们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有利条件，他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不久，中央即发出指示，责成有关地区派人来组织军工生产。
1947年，东北局、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由旅大地委与苏军当局交涉，接管了以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为主的一些工厂。东北局、华东局派来大批干部并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对外称“建新公司”。这个公司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艰苦创业，勤奋钻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试制成功并成批生产出前线急需的后膛炮弹。他们把工厂当战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当时裕华工厂厂长吴屏周、建新公司经理部副部长安疆等同志，为试验兵工新产品和抢运物资而英勇牺牲。著名劳动英雄吴运铎同志，也是当时在甘井子试验炮弹时因伤致残的。这个军工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发，无烟火药500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还有其他各种军用品。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我军发射的几十万发炮弹，大部分都是大连制造的。辽沈战役中使用的成百吨炸药，也是从大连运去的。1948年底，陈毅、粟裕同志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和人民表示勉励和感谢。粟裕同志生前还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的确，当年大连的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的兵工史上，应该占有光荣的一页。
在进行集中的军工生产的同时，还生产了大量的其他军需品。金州、大连两大纺织厂生产的棉布，主要是供应军需。市公安总局的被服工厂承担了供应南满部队被服的主要任务。从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供应单棉军服30多万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起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从1947年2月开始，大连地区接受了做军鞋的任务。在各级党组织、政府、妇联的发动和组织下，广大城乡妇女走出家门，成立了做鞋工厂、做鞋合作社、做鞋小组，开展生产竞赛和创模活动。她们同其他解放区的姐妹们一样，怀着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针针线线寄深情，赶做军鞋送前方。到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为止，仅大连市内各区和大连县，共做军鞋236.5万双。
旅大人民不仅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支援前线，而且还送出自己的子弟参军参战。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还不足1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全地区直接动员和调出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早期称民主联军)的兵员达3万余人。1945年11月，市公安总局成立后，很快地组建起近万人的武装警察部队，在内部受辽东军区领导，其建制、管理和训练完全与解放军相同，实际上是穿着警服的解放军，也可以说是我军的一支后备队。这支部队不断扩充，又不断分批地、成建制地调往前方，先后达14300余人。
在解放战争年代，大连地区还为部队培养了技术兵种的人才。1946年夏季，中央决定由东北、华东部队抽调干部学员，由辽东军区负责并责成旅大地委协助，在大连创办汽车学校，并派干部到苏联部队学习坦克兵的技术和战术。这个学校至1948年共办了3期，毕业学员近千人，成为我军装甲兵部队的第一批骨干。
1946年，东北军区在大连创办了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简称关东电专)，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机务、报务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毕业学员230余人。这些学员都受到严格的业务、政治训练，分配到野战部队后，成为电讯技术的能手。他们修复原有损坏的电台，改装缴获敌人的电台，保障部队通讯联络畅通，深受各纵队指挥员的重视。他们作为“种子”，还在部队中培训了新一代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大连地区在解放战争中作为稳定的战略后方基地，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1946年底至1947年春，我军坚持南满的艰苦斗争中，由于金县石河驿以南一线有苏军驻在，国民党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辽南部队则有所依托，无后顾之忧。经旅大地委与苏军打通关系，这一地带曾一度成为我辽南党政领导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从1945年底开始，大连就成为东北、华东两大解放区之间大批干部调动、转移和疗养的一个中转站。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委创建的一个大型疗养院，曾接纳来自各解放区的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积劳成疾或负伤的大批干部，使他们得到较好的治疗和休养。有些高级负责同志，如罗荣桓、徐海东、张爱萍等同志，当年都曾在大连疗养过。
大连地区作为一个隐蔽的后方，曾经安置和治疗过大批从前方撤下的我军伤病人员，同时还分批组织医疗队、手术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冬季攻势的时候，大连曾在3天内紧急动员10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6个手术队赶往前方。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期间，大连曾派出5个医疗队，携带大批药品、器材，到辽西前线参加野战医院工作，直到沈阳解放。
如上所述，在解放战争时期，大连地区作为苏军控制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和我军的一个隐蔽的后方基地，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同其他解放区一样，大连人民为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尽了应尽的义务，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大连的全体党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同心协力，带领广大群众，始终不懈地为支援前线做出巨的努力。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苏方在外交上增加额外因难，我们对支前工作采取只做不说的方针，不作公开的宣传，不见于报刊文字。因此，当时紧张热烈的支前工作一直是隐蔽进行，不大为人们所知。在纪念大连解放40周年的今天，大连人民的这一段光荣的史实，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注：这份综述材料，是根据大连解放初期任中共大连市委(后改称旅大地委)书记的韩光同志近几年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和几次访问记录综合整理而成的。刊出前经韩光同志本人审阅。整理人：王凡 原题目《解放初期的大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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