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消息，革命群众听到之后，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不工作、不生产，进京上访，却有了功。搞这么大的欢迎仪式，这是压我们坚守岗位的人。那么我们都不工作、不生产了。”从此，在关押我的另外天地，在山东全省，兴起了更大的混乱，各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派性斗争。
1974年1月，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之名，妄图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负责同志，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狂妄野心。2～7月，已经登上山东省和济南军区“三个第一”宝座的那位副书记，大部分时间坐镇北京，紧贴在江青一伙的身边，遥控山东，同济南军区的那位司令员，一唱一和，毫不走样地传播江青一伙的黑旨意。他们上下合谋，盗用中央名义，给我罗织罪名，定我为“林彪死党”，但又做贼心虚，不敢呈报毛主席，也不敢用正式中央文件格式，山东军民称之为“黑十条”。他们按照迟群、谢静宜等搞的“北京模式”，指挥山东地区的“批林批孔、揭袁批袁”运动。实际上不批林、不批孔，专搞“揭袁批袁”。他们把江青、迟群搞“三箭齐发”的讲话，当成行动指南，把王洪文“批林批孔要解决第九、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谬论当成“中央新精神”，把军外“特务记者”插手军内问题当成“新经验”，大量印发所谓《袁升平罪行材料》，召开全省军内外广播大会，搞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揭袁批袁运动”。他们不凭丝毫事实，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信口雌黄地诬陷“袁升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是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和我区的代理人，是林彪的死党，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林彪大小舰队的保护伞，是山东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当时济南军区的那个司令员并造谣诽谤我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为江青一伙妄图杀人灭口制造舆论。他们大搞封建株连，残酷迫害我的亲属和大批革命干部、群众。
我的老伴李涛，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出于义愤，为我鸣不平，写信痛斥落井下石者对我的诬陷，江青一伙竟然动用专政机关，宣布她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达4年之久。我的孩子要求请假来看看父母，遭到无理阻拦，她们自己买了车票来京，竞被“通缉”追回。姚文元发现我老伴给家里秘书打了电话，指令保卫部门说：“要把袁升平的黑据点撤掉！”从此，无辜的幼儿都被强迫参加了“学习班”，勒令揭发交待问题，服兵役的被退役，上学的被清除出学校，当干部的降为工人，无一幸免。我的秘书刘旭同志，江青以“庇护袁”的罪名，指令××亲自到山东抓捕，武装押解北京，投进黄寺监狱。“四人帮”的死党徐海涛亲自审讯，没有得到丝毫满意的“口供”。关了两年之后，胡乱当成“林彪办公室”人员“赦免”释放，流放到山东当时最穷的鲁西南。
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况开田同志，一贯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就因为他不支持江青一伙的歪门邪道，王效禹之流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指使一伙人进驻后勤大院，提出“打倒况开田，吃饭不要钱”，杀猪宰羊，吃光抢光。还把武斗的死尸抬到况开田同志的床上，栽脏陷害。并且把他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帮凶’，竟在他身患重病之时，关押起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丁瑞光同志，从事军队宣教、党务工作，只因和我有工作关系接触较多，只因坚持党的原则。竟被打成“袁升平的死党”，关进监狱，一家人挨整。政治部秘书长张群章、保卫部长晋国强、宣传部副部长周克玉同志，也仅仅是因为同我有工作关系，被打成“袁升平的人”，入狱审查。整个军区政治部被打成“袁升平的庇护所”，深受其害。
“四人帮”放火烧荒，重点烧军区，大批指战员无辜挨整。当时军区党委常委中，有张钰秀同志等5名被点名批判，有的所谓“罪行材料”印发到军内外基层单位。50多名师以上干部或被关押审查，或被点名批斗。基层干部、战士遭受非法关押、批斗、捆打、处分，非正常转业和复员的更是不计其数，冤案空前。
在省里，通过“揭袁批袁”，“放火烧荒”，把“九大”以来成立的全省生产大队以上的各级党委和支部，统统打成“以袁划线的产物”、“袁式班子”、“袁式党委”，大批主要领导干部被打成“袁升平的人”。枣庄市委三级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审查一起反革命案件，因为触及了打砸抢分子，诬告信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反诬三级党委“制造枣庄反革命黑案”。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成了“无罪”，受理案件的三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宗国治、张增华等10位同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由江青一伙的李震专程去山东抓来北京，关押21个月，以此追查我的后台。在黄寺监狱里搞逼供信，活活整死1人，精神失常3人，家属子女和枣庄许多干部群众和支左部队指战员无辜被株连。因为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最后不了了之。
在大施政治迫害的同时，他们全面推行江青一伙的帮派路线。全省从上至下，以“补台”和“落实政策”为名，当年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和帮派骨干，大批地进入省市各级领导班子，掌了实权。“四人帮”的亲信×××等，被保荐连任或提升为中央委员、省委常委。有人命案的在押犯×××、×××，被“放虎归山”，重登政坛。“十年一贯制”，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等人，在“四人帮”倒台以后，还被推荐提拔为外省的副书记。并且大搞“突击提干，突击纳新”，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加速部署搞“双突”，限时间、限年龄、限职务，提拔和纳新大批帮派人物和打砸抢分子，仅济南市就提纳500多人。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当年王效禹想干而没有干得了的事，现在干得很出色。”1976年清明节，他们配合江青一伙在北京镇压“天安门事件”，禁止全省群众悼念周总理。青岛、济南等地，许多群众自发举行悼念活动，他们视为“天安门事件的共谋”，予以清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忠实地执行江青在12省会议上的黑指示，抢先“批邓”，成为“同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深受江青一伙的赏识，“京津沪辽鲁”并称。他们狂热推行江青一伙的阴谋文艺，“打走资派，写走资派”。他们还以反军乱军为目的，“学上海经验，搞第二武装”。以当年王效禹的“文攻武卫棒子队”为骨干，全省上下搞起了“民兵指挥部”，同解放军相对立，夺走了部分人武部的权。
在这些狂热运动的冲击下，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被压抑，积极性遭受打击，许多工厂停工、半停工，铁路、公路停运、半停运，交通运输堵塞。社队被夺权，祸及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由1970～1972年的全国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产量产值之低，为山东建国以来之最。社会秩序之乱，为“文革”以来之最，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那段时间内，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十年内乱期间，山东军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篡权与反篡权斗争的必然反映，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四人帮”加上他们的顾问康生，5个人有4个半祖籍山东（江青、康生祖籍诸城，张春桥祖籍巨野，王洪文祖籍肥城，姚文元随其老子姚蓬子长期混居青岛），这伙人妄想把山东建成江家王朝的“祖籍后院”，作为“复兴基地”，“突破山东，夺取华东，以至全国”。但是，他们把自己置于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76年10月，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下，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了，“女皇”的美梦破灭了，山东军民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是斗争并未结束。跟随江青一伙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压群众，保自己，阻挠广大军民对江青一伙罪行的彻底清算，阻挠对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同志在江青一伙制造的山东大冤案中欠了账，但却姿态不高，他们先后几次到山东，不作检讨，还给投机钻营的人定调子、出主意，说什么大冤案是“毛主席健在，周总理主持的”，妄图为江青一伙开脱罪责，为自己掩盖错误制造借口。山东军民及时予以识破，继续坚持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向党中央揭露和反映他们的问题。直到江青一伙垮台后的1977年9月中旬，在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我才从囚禁中重见光明，立即投入了山东军民的斗争行列，向党中央揭露山东冤案的真象，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2月6日，党中央批复了杨得志同志和我的申诉报告，指出：“关于对原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应予纠正。”关于撤销袁升平同志“十大代表的资格，是不对的。”决定撤销1973年的35号文件。2月24日，山东省委写信给我和杨得志同志，谈到：“过去对你们的问题的错误处理，山东省委是负有重要责任的。我们的主要错误是，贯彻中央（1973）4号文件时，在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把你们二位同志作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进行批评，是错误的。后来，‘四人帮’进一步插手整袁升平同志，妄图从袁升平同志身上打开缺口，打倒杨得志同志，搞乱军队，搞垮军区、省委和各级党委，为王效禹翻案，让‘四人帮’在山东的亲信×××一伙上台掌权，搞篡权复辟。我们没有识破‘四人帮’整袁升平同志的阴谋，错误地在全省开展了‘揭袁批袁’，不但伤害了袁升平同志，而且伤害了一大批部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在全省引起了混乱，造成了严重后果。”“今年1月9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同志代表省委常委作了检查”。
1979年8月24日，中央下达61号文件，向全党批发总政的复查报告，全面推翻江青一伙强加于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由此而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一律平反，做好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至此，特大冤案才得到平反澄清，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真理是不可侮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坚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军民在新长征的斗争中，在总结和发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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