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苏毅然同志正在青岛，中央派飞机先去接他，然后返抵济南接我，下午5时许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按惯例，过去每次进京，都由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站，可这次只来了一个秘书，冷清得很。我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吱吱唔唔，先说秘密的很不知道，后又说情况很复杂。到了京西宾馆，见到军区工作人员，他们故意回避，不是装着没看见，就是绕着我走，只有一位同志低声对我说：“袁政委，情况复杂，您要提高警惕啊!”
我进了房间，杨得志、白如冰等同志来打了个招呼，便赶紧走了。离开饭时间还早，我想去省委几位负责同志房间看看，可门都关上了。吃饭时，气氛也很异常，要么没话说，要么找话应付，瞎扯这菜怎样，那菜怎样。
晚7时，我想如果晚上不开会，应先了解了解情况，可是过道两侧的“邻居”都不见了，孤单单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秘书通知我，晚9时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接见，两家常委参加。我问什么内容，他说不知道。我想白如冰同志会知道，敲敲他的门，没有回音，拍拍其它同志的门，也都不在，我一眼望见杨得志同志的屋里还亮着灯，心想，他在就好了。
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这时杨得志同志开门出来，我便走上前去。我们进了东边的一个小会客室，关了门，走向凉台。杨得志同志简明地告诉我会议的进展情况，然后说：“今晚的会你知道吗?就是斗你!你要有精神准备，他们是不讲理的，一定会把许多罪名强加在你头上。”我说：“远的不说，在济南军区我和你共事13年，工作、品行、团结、友谊，我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如果他们批评我的错误，我接受，无限上纲的，我不能接受，强加我的，我要说明情况，保留意见。”他又说：“这样的时候，是不会让你讲理的，你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发火。……古人常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能讲话呢？”他知道我不了解会议的情况，便进一步解释：“老袁，我知道你是坚持原则的，可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啦。”
最后，我带着深深的感情说：“看来他们又在搞阴谋诡计，要在我身上开刀了。就是我坐班房，你在外面，不要忘记我们几十年的情谊，不要忘记现在你我讲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你讲话，这样，我就是坐班房，也没有怨言。”话毕，我俩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人们可以想像，在那样的时刻和场合，杨得志同志给我通个气，以鼓励和安慰，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晚9时，我们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山东厅。
周总理宣布开会，可他的话音刚落，秘书同志进来请他去接电话，一去一个多小时。
姚文元首先发难，他重复过去的诬陷，无非说我“文化大革命表现一贯不好，不支持造反派，不支持革命委员会，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且自命不凡，装腔作势，高谈什么“凡是林彪死党，凡是走资派，都是支持复辟的反动势力，支持保守派，袁升平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山东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总后台。”“中央解决山东问题，他要顶住。山东问题的根子就在袁升平。”
听了这话，苏毅然同志发言：“山东的问题，我认为不能全由袁升平同志一人负责，重大问题都是由省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张春桥立刻打断他的话：“你不要讲嘛!”苏毅然同志并不知道江青一伙早巳定好了调子，接着又说：“我还有两句话就完了。袁升平同志虽然是省委第二书记，但……”这一句话还没讲完，张春桥再次恶狠狠地训道：“我对你说了，你不要讲了!想不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这么低!”姚文元也跟着喊：“你不要再讲了!”
到会的也有几个人顺着江青一伙的杆子爬，但都没有讲出任何新问题，除了老调重谈，就是学舌、扣帽子。
我听了之后说：“大家对我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希望能把事情说明白一点，我好总结经验教训，也便于作必要的说明。”
江青一听，尖叫了一声喊道：“你还要民主!民主不会给你，你别想利用民主放毒!”
我又说：“今天是党的会议，我虽然有错误，但我按党的民主原则发言没有错误啊。我只讲半个钟头。”
江青武断地说：“半个钟头也不行，今天没有你的发言权!”她不让我讲话。
张春桥一手拿着一叠材料，一手拍着桌子说：“你说‘支左错误是一笔糊涂账’，这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看，这是你们过去的检讨。”
我说：“运动初期，违心的检讨是写过。现在通观全过程，军队执行命令支左，方向没有错，具体工作错误难免，问题错综复杂，也很难分清是非，确实是一笔糊涂账。”
他们见我还挺硬，有几个人便帮腔，打我的态度。当有人提到我老伴李涛同志的所谓问题时，江青拍着桌子大叫：“把他老婆弄来揭发问题!”
会议开到凌晨2时，我的态度还是那样，不让讲话也不低头。
在这些人对我高压猛打时，周总理一直没有讲话，他安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态度十分严峻。忽然，我听到江青用手指“突突”地敲着手表，中着总理大声说：“已经两点半啦!”总理这时才慢慢地对大家说：“那好吧，会议就开到这里。”他又有意识地说：“大家说袁升平同志有这些错误，提出来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改正了还是好同志。”说完，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主动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了两句：“冷静一点，有错误就改，不要紧，改了就好嘛，你也是老同志嘛，要注意身体。”握着总理的手，我坚定地表示：“感谢总理，我一定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做。”
这时，江青、张春桥也假惺惺地走过来，我转过身，扭头就走了。
刚过厅前的屏风，就有两个身着便衣的人，跟上了我，我心里明白了许多。来时，我和杨得志同志乘一辆车，这时车上变成了4个人。回到京西宾馆，那两个不速之客，一边催促我收拾东西，一边将我的刮脸刀、剪指甲刀、钢笔、老花镜都没收了。我拿起电话给我老伴李涛同志打个电话，他们压住分机没让打通。我被押送到西直门招待所，软禁起来了。
8月11日，宣布撤销我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的职务，留京“检查交待问题”。9月12日，我老伴李涛同志也被骗到北京。名义上我俩住在一起，实际上将两间屋的门隔起来，夫妻之间说句话都登记在监护日记上。老伴看我吃不下饭，出去给我买点吃的东西，后面有人跟踪。我对老伴说：“现在中央被四个极左派篡了权，你要准备跟我把牢底坐穿。让我写检查交待，没什么新东西，不写了!……反正孩子们也都长大了，相信他们会在群众的教育下革命的。”我让老伴写了一份简历，每个孩子寄去了一份，让他们知道我从苦水里长大到参加革命的一生，愿他们在革命的曲折道路上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做公正无私的人。老伴理解我的心情，泪如雨下，哭声不止。我沉默不语，静静地坐着，默默地想着，想的问题很多很多…
我回忆了个人的一生，想起了17岁参加革命，在人民军队戎马生活的45年，想起了和山东军民同生活、同斗争的13年，特别是想起了毛主席1970年4月26日路过济南时，对杨得志同志和我亲切而又风趣地说的两句话：“你们这里现在升平了，过去不平，现在就平了嘛!得志了嘛!要谨慎小心。军队同志有时好急躁。雷厉风行是要的，搞政权的事情不能性急。”我们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山东搞了4年政权建设，同全省军民一道，从“文革”前期“全面瘫痪”、“全面内战”的混乱状况下，由乱到治，由反复到稳定，恢复和健全了党政领导机构，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在当时全国各省、市、区行列中，山东虽不很先进，但也并不落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怎么一夜之间，仅仅由于 30几个王效禹的社会基础告状，这一切就都被否定了呢?!这不是实事求是，不是党的结论，不是人民的结论。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越想越坚定地认为，千秋功罪，总有一天人民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于是， 1973年8月16日、23日，我分别给周总理、毛主席写了信。我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郑重提出：
……中央政治局于8月11日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在组织上服从，思想上还是不通的。山东问题由我一个人承担是不公正的。我坚信中央一定会遵照主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的教导，对我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自然，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8月29日，“十大”闭幕的前夕，总政一位干部部副部长，给我送来中发[1973]35号文件，宣布撤销我“十大”代表资格，并让我正确对待。我老伴插了一句：“一个电话就把升平同志揪来了，什么话也不让说，怎么正确对待?!”这位副部长训斥她说：“不准提‘揪’这个字眼!”我只说了一句话：组织上服从。
9月30日，林彪一伙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和“四人帮”死党、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徐海涛，以保护安全为名，把我骗到北京远郊一个地方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临行前，对我全面搜身。当时我想看看正在发病卧床不起的老伴，他们说：“你前边走，她随后会来的”。以欺骗的手段将我弄上车，不让我们见面。
从此，我就销声匿迹了。在长达4年多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听不到党的声音，见不到同志们的笑脸，夫妻不准见面，儿女不准通信，只是蹲在黑屋里而无人过问。在江青一伙垮台之后，连当时负责审查我的中央专案组，也不得不坦白地说：“不了解监护审查的主要问题。”对我没有进行过审讯。公安部的一位负责人也说：“当初也不知道是什么罪，上面叫办监护手续，我们就办了。”这段自白，除了说明“四人帮”陷害我的阴谋得逞了，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可见，江青这伙封建法西斯分子，践踏无辜，草菅人命，到了何等卑鄙、荒唐和发狂的地步。（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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