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局面，少数跟王效禹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投机有野心的人，还有江青帮派体系一伙，当然是不满意的。他们串通一起，内外勾结，上下呼应，密谋策划，继续制造新的阴谋。
4月10日，省委秘书长、康生的儿子×××X报告我们说：“省委一名副书记额上长了一个痣，诊断为良性，拟去北京进一步检查。”当天下午4时，我和杨得志同志前去看望，并为其去北京送行。后来才知道，南郊会议结束才11天，他的北京之行，看病是借口，实际上是去找江青一伙密谋策划，进一步整我们。因他当时是副书记，不便明着越过我们去北京找江青一伙，就以看病为名，暗中勾结。他一到北京，姚文元亲自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他视为心腹和得力干将，宴请他吃饭、看电影、照像，面授机宜。后来，他自己情不自禁地说：“我在北京养病期间，中央首长告诉我，山东问题很严重，你回去以后要很好地落实政策。”
5月19日，省委和军区五位常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主要是批林整风和召开”十大”的问题。我们一下飞机，己在北京“养病”的那位副书记，早从江青一伙那里领受了旨意，他放风说：“杨、袁那个问题没有完”，其用意是动员别人准备攻我们。我听到以后，沉住了气，主动请示总理：“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作个检查?”总理说：“你们去年在北京作了检查，回济南又作了检查，群众已经谅解，这次就不要再检讨了(实际上，我们还是作了检讨，印发了简报)。”我又告诉总理：”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被提名为‘十大’代表候选人。”总理说：“你们是上一届中央委员，按党的惯例，上届委员是下一届的当然代表嘛。”总理的指示，又一次打破了江青一伙妄图借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整我们的阴谋。
但江青一伙并未就此罢休。会后，江青对那位副书记说：“你不能只管粮、棉、油，不管纲和线，要抓路线斗争，要发动群众。”从此，他和康生的儿子，更加频繁地与姚文元联系，把山东帮派势力的活动，暗暗捅给江青一伙，又把江青一伙的旨意，传递给帮派骨干，展开了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帮派活动。“九大”以后，平静稳定了三四年的山东，又卷起了波澜。
6月中旬，各地“文革”初期跟王效禹造反的少数人，借口“落实政策”，开始重拉队伍，寻机闹事。
6月17日，纪登奎在二、六机部召开的一次有全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不点名地指责我，“有一个人听说林彪机毁人亡，痛哭流涕。”这些话通过山东参加会议的代表，很快传到了省内。
6月18日，在省委和济南市委门前，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指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偏离了斗争大方向，不批林，矛头指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揪出林线人物”，扬言“决一死战”。到7月5日，省、市委门前贴出了第五批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攻击我，“不打倒袁升平，誓不罢休!”7月7日，在帮派分子策划下，王效禹的得力干将×××的妹妹×××和帮派骨干×××的老婆×××等人，“里应外合”，到省学习班抢走了×××，并要前去抢×××。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公安机关出面将×追回，制止抢×。7月8日，枣庄帮派势力煽动140多人来济南上访静坐，我们一面对闹事的人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一面将情况和措施报告中央，但帮派分子不但不听，反而越闹越凶。7月中旬，经过精心策划导演，帮派头目×××、×××等30多人以“上访”为名，赴北京告状。
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领导同志，劝说他们有问题回山东解决，他们根本不听，说什么“上访是革命行动，不准阻拦，不准扣发工资，不准歧视”。他们说假话，递假材料，大肆攻击说，“杨得志、袁升平镇压了造反派”、“依靠走资派掌权”，“坚决要求中央首长接见”，“只有依靠造反派才能解决山东问题”。其实，这是早巳导演好了的闹剧，这帮人先在前台摇旗呐喊，后台由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出面引见，为他们撑腰打气，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十分热情、十分亲切地接见”。他们违背总理的指示，将规定只发到县团级的中发 [1973]4号文件拿出来“组织他们学习”，鼓励他们继续哄闹。致使这伙人受宠若惊，活动更加猖獗。《赴京上访纪要快报》、《中央首长接见的特大喜讯》等宣传品，很快传遍山东全省，局势进一步动乱。
这时，由于少数人闹事，多数人不得安宁，工厂有的半停工，有的完全停工，1800多人的山东造纸东厂，公开不上班到社会上串连的约70多人，去北京上访的16人。这些人虽少，但闹得很凶，打骂围攻干部群众，扬言要把厂里“翻个个儿”，搞得干部无法指挥，工人无法安心生产，特别是班组和车间骨干，处在第一线，挨打受骂，憋着一肚子气，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一方面对少数人的闹法不满，另一方面又对省、市委无法制止这些人闹事不满，他们提出，落实政策不能只顾少数人，而不顾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他们也看出，少数人闹事，上边有人支持，所以他们也提出派代表赴京上访，并表示，少数人如果继续打人，他们要被迫自卫。我们得知情况，立即召开地、市委书记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派人连夜做工作，稳定大多数人的情绪，不使局势恶化。
对于江青一伙鼓动少数人闹事，我内心是很反感的。认为他们高高在上，既不调查研究，又不相信各级党组织，不相信和依靠山东7000万人民的大多数，这么30多人上访闹事，他们就百说百听，作为依靠力量，否定各级党委。
7月18日，根据中央通知，杨得志、张铚秀、白如冰同志去北京“做上访人员的工作”。临行前，省委常委开会分析研究了社会动态，讨论了向中央的汇报材料。会上，有人反映上访人员中提出了“支左转弯、支左检讨”问题，我说：“支左问题，总的讲，我们解放军是执行命令，按照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办事的，至于具体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有的今天转弯，明天调向，还有不少指战员挨了打骂，受了冲击，这些账不要算，也没有办法算，这是一笔糊涂账。”我说这些话，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意见。可是不久，所谓“支左是一笔糊涂账”的问题，竟成了我的一条弥天大罪。
从省委开会回到家里，我脑子里一直还在想着如何做好上访人员工作的问题。我拿起电话，想找杨得志同志再说几句话，因为下午1点钟飞机起飞，他已经离家上机场去了，我又打电话给张铚秀同志，他正准备出发，我简要地说：“你们到北京后，一方面要耐心听取上访人员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要求，要作具体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不合理的要求，不能被迫接受。特别是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十大’前把山东搅乱，搞权力再分配，这个问题坚决不能接受，要顶住！”因为他急着要走，我不能多说，但又怕没有说清楚，我便再打电话到机场找杨得志同志，他还没有到，是党委秘书接的电话。我把上述绐张铚秀同志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并特别强调“方向路线错误”问题，不能随意表态接受，一定要顶住，要提醒杨得志同志，千万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不料，“要顶住”这句话，竟然被江青一伙恶意歪曲为“顶中央”，成了“山东问题的根子在袁升平”的根据，并以此为幌子，造谣和挑拨杨得志同志同我的关系。（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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