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周总理意外地来到我们开会的京西宾馆，亲切地宣布：”同志们在北京过个年，今天的大会不开了。”接着，批判刘文欣同志的一期大会简报也收回了。大家的情绪，犹如雨过天晴，闷气消散了。随后，总理主持接见了省委在京5常委。总理看出了江青一伙妄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当着他们的面明确地指出：“庐山的错误改了就好。林彪搞武装政变，没有你们的事。主席9月12日通过济南，袁升平同志给我打的电话，我亲自接的，他没有给林彪通风报信。”听了总理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到底还是总理了解我们。总理想得十分周到，他接着说：“今天晚上，请江青同志准备一点便饭，大家在一起团圆团圆。我因为有外事活动，现在见见面，晚上就不来了。”在总理的关怀下，会议出现了新的转折。
江青也顺势变换嘴脸，”打”不成，又使出了“拉”的一手。不仅除夕同我们“共进晚餐”，而且第二天，还给大家送来了“新年祝词”：“祝杨得志同志和山东来京开会的全体同志新年好……”落款是：“江青1973年元旦。”我当时意识到，江青不提我的名字，是别有用心的。
元月8日，江青又“邀”省委五常委到钓鱼台她家里“作客”，一边打扑克，一边吹嘘她“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光荣历史”。临走，送给两样礼物：一是主席1935年在延安的大幅照片，二是送给杨得志同志几个辣椒。这两样礼物都有她的用意：前者是炫耀她的政治资本，后者显示她的风格，辣椒是辣的，我是不好惹的。
最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接见到会的全体同志。江青杀气腾腾地要“见识”一下刘文欣同志，企图当场扣押。总理和蔼地把刘放回宾馆。总理对大家说：“杨得志、袁升平同志的检查报告，政治局通过了，还要送主席。是不是在你们这个范围24位(刘文欣同志已被江青一伙取消了参加会议的资格)谈一下，回去向两个常委谈一下，就不再传了。”“回去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请示报告只发到县团。”叶剑英副主席也鼓励我们：“杨得志、袁升平同志不要顾虑这次回去威信会受到影响，不好工作了，经过这次会议，威信可能更高了。”
而江青一伙还继续搞阴谋诡计，江青和姚文元一唱一和,四次提出：“你们的邻省有什么谣言不要受影响，不要动摇”，“这一点很重要”，“以后千万不要听邻省的话，”“你们那些邻居的话可是听不得啊!”这是把矛头指向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原来，江青一伙不仅要整我们，而且要通过整我们打开突破口，进而整倒华东三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怪不得江青在她家里指着厚厚一叠材料说：“我这里有南边那两位的‘重型炮弹’!”并在整我们期间，把许世友同志叫到北京，质问庐山“表态信”问题，总理得知后才解了围：“问题搞清了，许世友同志感冒有病，先住院。”送三○一医院几天后，放回了南京。
1月9日，我们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周总理出于阻止江青一伙妄图扩大势态继续整人的阴谋，给了我们一封亲笔信，对我们的问题定了基调(因根据当时所谓揭发批判的问题作的归纳，错误事实未经核对，难免有出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用意是保护我们)，并指示省委五常委回去传达时，“凡是外省现尚负责的有关同志，一律不提。”（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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