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同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妄图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在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华东大组别的小组也写了，而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当时陈伯达同林彪的阴谋勾当，我们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除林彪死党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没有追究当时上当受骗的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是中央办公厅有人捣的鬼，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杨得志同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秘密报告了江青一伙，江青斥责我们“搞小动作”，组织专场专题批斗。我们不服，他们又抛出一个“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话出自于这些人之口，其分量的确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副司令员、省委常务副书记张铚秀同志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铚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经受了考验，没有出任何问题。
当我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后，原来捏着一把汗的同志恍然大悟，但“四人帮”和少数追随者不相信我的陈述，说我是“诡辩”。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同志说了实话：“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因为江青一伙的既定方针是要整人，他们又抓住我们在庐山大树下议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硬逼我们承认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华东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我们没有发言也成了罪状，说什么“不发言，就是没有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他们还指责我们，“九．一三”以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其实，到开会时为止，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山东地区军内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已基本查清。后来，1973～1975年他们大搞“批林揭袁”，也没有搞出任何超过我们主持清查工作时的问题来。江青更是大骂：“山东政治谣言这么多，中央派人去不尊重，后台就是你袁升平!”所有她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据理说明真象，有些问题还“上纲上线”，违心地作了一些检查。但江青仗势压人，蛮不讲理，不时拍着桌子叫嚷：“你还强词夺理，我这里有证据!”甚至破口大骂“你袁升平是个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讲话。会议后一段，我们索性什么也不讲了。
尽管江青一伙咄咄逼人，并有少数人追随他们，提供“炮弹”，但到会多数同志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还是了解、信任的，对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进行了抵制。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江青一伙和少数人硬要坚持点名批判我们，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同志认为，22名到会同志一致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调子低，拒绝在文件上签名。×××同志个人另写了一份与22人对立的报告，同时送给姚文元。姚文元以此欺骗主席，搞成“不点名的点名”，就是点职务，形成中发[1973]4号文件，作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错误结论。在这过程中，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同志曾不平地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这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破口大骂：“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你们赶紧查，一定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物！”随即，强令以省委在京五常委名义，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撤销了他在省革委的党内外职务。会后关押审查，没有查出他与林立果有丝毫的牵连。一个耿直正派的同志，就这样凭空遭受迫害。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如实说明了一个情况，江青竟就他的名字大兴问罪：“你什么方正，我看你既不方，又不正!”妄图以这些杀鸡给猴看，压制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同志。
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围绕着庐山问题，我们违心地作了三次书面检讨，遭受几十次批斗，江青一伙还是不让过关；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又始终不屈服，会议开成僵局。（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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