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市委尚未成立，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统一，群众积极性不高，工农业生产拖了全省的后腿，社会秩序混乱，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问题。省委多次派工作组去，但没有解决问题，矛盾越来越突出。
省委认为，青岛是国防前哨，是全省的重要工业基地，又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之一，它的问题不解决，影响全省以至全国。省委决定：由杨得志同志率工作组帮助青岛解决问题。1972年10月16日，我们省委4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市党的核心小组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集体或分头逐个找部、局以上负责人谈话，到群众中座谈。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觉得，青岛工作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工作不得力。领导分歧，表现在以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某部支左代表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要“上批林彪，下批×、×、×”，并特别强调，要公开点名批判青岛驻军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同志，以“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代表认为，王效禹及坏头头×××下台3年多了，×××离开市核心小组一年多了，青岛落后，主要责任在现领导。主张“批林”联系实际，主要是清算极“左”路线，不宜以×划线站队，重新打击地方干部。“整风”主要解决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不同意整人。经过我们全面分析，青岛的问题，受青岛驻军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岛驻军广大指战员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驻军某部领导内部路线斗争反复几次，通过支左，影响到地方上反复多变，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工作被动。而×××同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军队内部。“九．一三事件”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以地方干部为主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接受了驻军同志的正确意见，经集体反复研究定稿，由我代表省委讲话。主要讲了认识上要有“四个区别”，就是对待×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同志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保护广大地方干部和群众，支持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再搞重新划线、站队、整人。到会绝大多数同志拥护这些意见，现在看，这些意见仍然是正确的；可是当时×××、×××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后来竞说我们“捂盖子，保×××”。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容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价问题；二是×××同志的错误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上述“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市领导的两种不同意见。
11月12日下午，纪登奎同志给杨得志同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这时，我们认为，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既得到青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
但是，时隔四天之后，11月17日早上，纪登奎同志又电话通知：省委给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前、郑干）到京解决问题。
当日上午10时30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2时40分，我们高兴地登上飞机，直去北京。（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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