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11日，我到内长山要塞区检查工作，看望守岛部队。次日上午，在听取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岛县县委书记邹本堂，首先谈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去胶东半岛游逛的情况。他说：“他们本来计划于8月6日到长山，据说在烟台同接待单位关系搞得紧张，提前于8月1日来到长山。我们按常规接待，中午给他们包了水饺，他们4人只吃了7个，有的咬一口就丢了，找炊事员要饼干吃。听说，在烟台就反映他们架子大，没有工农兵感情，和解放军没有话说。烟台招待所备有毛巾，他们嫌不新，要特备香皂和每人三条新毛巾，一条洗脸，一条洗脚，一条洗澡。招待所不能开支，省委陪同的同志只好自己拿六块钱上街买。”后来到烟台地委报销，地委书记、副军长陈福胜同志讲：“没有这笔开支。”
到长山岛后，反映最大的，是县吕剧团编演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小戏《双剑岛》，听说样板戏“专家”来了，全团同志满怀希望，突击排练加工，在岛外休假的同志，接到电报星夜赶回，为他们专场演出，请这些“专家”和“首长”指导。开始，他们很得意，连声说好，还答应演完登台接见演员。但当演出结束后，一千多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上台，连续4次，每次掌声长达两三分钟，他们就是不上台。驻军政委刘汝贤和县委领导，一再邀请他们给演员以鼓励，并表示，戏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留下意见让他们修改。但这几个人还是坐着不动，场面十分尴尬，使领导被动，群众哗然，台上台下不欢而散。
巧的是，演员们回到剧团，打开收音机，正好赶上播放浩亮的《红灯记》唱腔。大家愤怒的斥责：“什么革命戏、革命人！台上是李玉和，台下是鸠山！他们如此高贵，好像我们不是人似的。”后来得知，他们不上台，是认为这个戏民兵和解放军都出了场，太突出解放军了，方向不对头。他们的这一谬论，使守岛军民更加愤怒。
听刘汝贤等同志汇报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搞了几个“样板戏”，唱来唱去还是这么一套，可到处游山玩水，享受不应有的荣誉、地位；但又考虑到，他们是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便说：“这些人来，招待一下是应该的，你们接待是热情的。他们脱离群众不好。要告诉同志们不要随便议论，有意见按组织原则反映。”
曾昭林副司令员接着汇报说：“他们不仅生活上特殊，还要求参观岛上的机密军事设施。”我一听，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时，随同我检查工作的军区作战科长易元秋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来长山之前，就已经看了新式武器装备，总参追查，叶副主席在批示中给予了批评。我一听更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易科长解释说：“电话是在首长出发前的晚上接到的，当时很晚了，没有当即报告。”我批评说：“重大事情再晚也应报告。”易科长当即给军区打电话，连夜将叶副主席批示的电话记录送给了我，上写道：“叶剑英副主席对有的部门擅自组织无关人员参观保密阵地和军事设施一事，批示：‘这样不请示、不报告是不对的，应批评’。”我当即在电话记录上批了几句：“这样重要的情况和叶副主席的重要批示，不报告、不传达，是不应该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应从中吸取教训。”我又亲自向驻军领导传达了叶副主席的批示，并指出：“参观军事设施，上面没有指示，不应该安排。今后不管谁来，都应按保密规定和组织原则办理。”
我到连队时，下面的指战员对于、浩、刘也反映十分强烈。我一面按上述口径做大家的工作，一面交待随同的工作人员，找一些接触过他们的同志座谈，把情况搞清楚、搞准确。
回到济南，我按组织原则，就这个问题向军区党委常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除如实反映上述事实外，还归纳了几个问题，里面提到干部、战士对于、浩、刘意见很大。有的说：“这些人眼睛里没有工农兵，修正主义味道太浓”，还有的说：“我们宁愿不看戏，也不能要这样的人”。
当时在家的军区常委同志都看了这个报告，方正同志还批道：“建议将这些人的表现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个材料没有再上报，批交党委秘书室保存。但我们的这些正确看法和做法，通过军区和省里一些人打的小报告，很快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说我整了于、浩、刘的黑材料，是“胆大包天”的“反党行为”和“政治谣言”。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人游逛胶东，是江青亲自安排的，难怪江青一伙得知情况后，暴跳如雷，强令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进行清查。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借此大反叶副主席和总参谋部。张春桥搞突然袭击，调走了总参处理于、浩、刘参观军事设施问题的文件、记录和叶副主席的指示，随后盗用中央名义，连续三次压总参检讨。针对叶副主席的批示，张春桥在一份材料上连提了二十多个质问，什么“你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军事装备吗？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是你们认为不请示、应批评吗？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等等。诬蔑总参“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得不到抵制”，要把总参的“政治空气换一换”。江青后来更为恶毒地攻击总参“是林彪的总参”。王洪文则谩骂总参是“维持会”。（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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