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三天清早，到会同志每人收到一份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华北组第一号简报（总第六号）。简报上写着：“有人妄图否定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虽然没有点名，大家从议论中知道指的是张春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毛主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至发展到个人崇拜。当时，我们对华北组简报的真实背景一无所知，而张春桥一伙在“文革”中的劣迹，早已令人厌恶。当得知“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张春桥时，我们的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发言正在激烈进行中，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从中央政治局开会回来，突然宣布：“会议休会！”没有讲任何休会原因和背景。随即，他向各省市小组召集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揪人”和收回华北组简报的指示，但也没有讲原因和背景。这样，会议虽然停止了，简报收回了，但激烈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华北组简报仍然在起作用。加之山东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五人均未发言表态，我们感到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于是，山东小组便在26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他们一伙在“文革”中暴发与横行，特别是他们在山东的恶劣表演，与会者普遍有公愤，我们更是深有感触。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9月1日，毛主席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陈伯达关于“天才”问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这时候，我们认识到山东小组的“表态信”在“天才”问题上上了陈伯达的当。但当时因为我们对林彪和陈伯达的阴谋勾当毫无所知，思想上又为对张春桥一伙的愤慨情绪所支配，也就没有认识到“表态信”是上当受骗。后来，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多年来不学马列，在庐山闹出了笑话”和“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我们当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结论上。所以在“九．一三事件”林彪自取灭亡之后，我们也一直没有觉得“表态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后来整我时，江青一伙却把“表态信”和我在闲谈时对他们的痛斥，当成“重炮”猛轰，对我恨得咬牙切齿。（来源：《济南文史》 作者：袁升平 原题：我同江青一伙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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