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在南京参加互济会(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任营救部部长，同年7月在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召开的江苏反帝代表大会。1937年冬季,在重庆读书期间参加救国会。1938年2月,陈穆由重庆经武汉到安徽省六安县,参加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任第二十六工作团团长,做宣传工作,动员群众抗日。
1939年陈穆开始从事中国共产党的财经工作,先后担任安徽省财政厅会计训练班指导员、安徽省财政厅第九和第十二货物检查处处长。
1940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任财政处处长。1944年,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任政策研究组组员,并兼任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主任、校委委员。1945年春,陈穆参与筹建华中银行。同年8月，华中银行正式成立,陈穆任第一任行长。
华中银行的成立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4个根据地合并为华中解放区，设立苏皖边区政府，下辖8个行政区，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71个县和1个特别市。华中银行于1945年8月1日在江苏盱眙的张公埔成立。
作为苏皖边区政府的组成部分，华中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它是华中解放区的统一的区域性银行，它肩负着发行华中币、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历史任务。
华中银行总行于1945年9月迁驻江苏淮阴城(现为淮安市东大街114号)，行长陈穆，副行长徐雪寒、龚意农，总行下设发行、业务、稽核等局和营业部、印钞厂管理处等机构。主要业务是代理金库、发行货币、发放贷款、管理外汇和银钱业,具有国家银行的职能。
华中银行从成立到完成历史使命的5年中，共发行不同券别、版别的华中币53种，计3148亿元;发放农业、工商业等各类贷款26亿元。
1945年9月4日，华中银行行长陈穆在《新华论坛》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新解放城市的货币政策》一文，从五个方面对新解放城市的货币政策进行了阐述。
第一、扩大筹码的流通,充实货币的准备。华中银行成立后便开始发行华中币,在华中各解放区通用,过去各军区地方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一律在与华中币等价的基础上不限地域流通。华中币的准备以解放区的物产、食粮、油盐、布匹等为主并以黄金、外汇(指解放区以外的货币)等准备辅助之，黄金、实物、外汇等准备占准备总额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则为信用准备。
第二妥善处理新解放城市中的伪币。在作为辅币筹码的目的下,千元以下的伪币,暂准按其汇兑市价流通;五千元以上之伪币不准流通,动员各地人民有计划向解放区以外排斥,购回必需的物资;一旦条件成熟立即中止千元以下的伪币流通,务使解放城市之各业人民不致因使用伪币遭受损失。在商业繁荣的地区,华中银行当按市场需求适时供给“外汇”,以免商业遭受停滞。
第三、对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的法币及关金券,在新解放城市中,暂准流通,但不准其向老解放区流入。法币与华中币之比价为五十元法币等于一元华中币,以后按其跌价情形提高华中币之比价。
第四、私人经营的银行、钱庄,只要不妨碍解放区的金融市场,且有助于信用发展,不破坏华中币和地方币之信用的,一律准许其经营,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五、各地计算本位,应尽速改为统一的华中币的计算本位,使金融市场顺利发展。1945年10月25日，陈穆行长又在《新华论坛》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华中的货币——抗币和华中币》一文，对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和华中解放区的华中银行币分别进行论述。陈穆指出，华中币与抗币是同一性质的货币，华中币是在抗币的基础上发行的统一性的本位币。
建立地下通汇线
1946年1月，华中银行副行长徐雪寒到高邮与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研究,拟订建立地下通汇线、打破敌人封锁、安全转移资金的办法。1946年春节刚过,徐雪寒来到上海，与金融界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商谈，希望在华中解放区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物资通道,以便苏北地区的经济与外界交流。许振东当即表示赞成，随后与其弟许介肩一同去高邮进行实地研究,与邓克生商定在高邮、扬州、镇江、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资金由华中银行与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总负责,设在国统区的钱庄由许振东总负责。就这样，一条从高邮到扬州、镇江、上海的地下通汇线建立起来了。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驻南京,党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6月,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驻沪联络处,对外称“周恩来将军公馆”。为了保证在国统区开展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华中局负责提供各项经费,并由苏皖边区金库款支付,华中银行办理汇拨解送。由于汇拨经费数额大、次数多,不便从高邮转汇,华中银行总行决定把地下通汇线延伸到淮阴。
1946年6月,华中银行在淮阴城内设立裕大钱庄,由总行业务局直接领导,办理对国统区的汇兑,负责转移拨款。华中银行直属清江支行以商业投资形式设立华丰钱庄,办理申庄汇票买卖,吸收外汇。
1946年7月10日，中央致电华中分局：“你们对南京、上海及五师已经拨出巨款共已有十九万万元，内给五师者四万万元，及目前财政困难情形均深悉，惟京沪及国统区工作用途仍大，望从八月份起，每月仍为南京筹款一万万元法币。”为此，华中局决定将两淮盐务局运到国统区销售的盐款收入的一部分转作国统区工作经费。
为此,由华中银行与两淮盐务局共同组织运销机构“汇通盐号”,专门负责向江南运销食盐,银行负责垫支开办盐号的各项经费。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工作经费就源源不断地从这些地下通汇线转送过去。
1946年9月，苏皖边区政府及华中银行总行撤离淮阴后，由华中银行苏中办事处继续对国统区拨付经费。11月，苏中办事处代华中两次支付给南京中共代表团黄金490两、法币4900万元。
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南京、上海办事处均于1947年3月9日撤回延安。在此期间,华中财委派徐雪寒到上海直接领导创办一批企业，鼎元钱庄就是其中之一。1946年6月,鼎元钱庄开始筹建,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由许振东负责筹建,上海地下党派谢甲孚、陆鉴崖、陈秀橡等3人协助工作。股本金的筹集仍按邓克生、许振东在高邮商定的办法——公私各出一半。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
1947年3月,鼎元钱庄在上海滇池路口的四川路上正式开始营业,直至上海解放,总经理一直是许振东。鼎元钱庄通过票据交换、汇兑等金融服务,为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转汇款项,打击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通过关系挖国民党银行的资金,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直接为解放区采购军用物资,并全部设法运到解放区;把暗账经营的盈余800两黄金全部上缴,购买物资支援解放区;1948年底,又将盈余的100两黄金上缴上海地下党,以供调用。
到上海解放,鼎元钱庄地下斗争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大部分人员继续从事新中国的金融工作。
开展敌后斗争
1946年春，华中银行两次把辖区内各行的库存黄金、银元集中到总行，并解送山东，转移到安全的后方。
1946年6月，敌机对淮阴频繁空袭，华中银行总行机关部分人员疏散到淮阴郊外新渡口。这是淮阴、涟水之间的一个大村庄，在废黄河边。总行在此召开了会计工作会议，布置各分行办理1946年上期决算和准备向总行交结账目，准备自卫战争。会计会议后总行机关又继续东移，迁到阜宁县益林镇附近的魏庄。行长陈穆和秘书长孙更舵等人带领总行一部分人员仍在淮阴城内工作，直属清江支行对外单位仍继续正常营业。
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全国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2月，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及所属机关均北移山东，华中主要城镇及交通线均被国民党军占领。华中银行总行、各印钞厂随华中党政机关撤往山东。各分行人员在各地党委领导下，转移到农村敌后，坚持斗争。
1947年1月底，华中银行及华中印钞厂各路北撤人员全部进入山东境内后，根据华东局财委的指示，华中银行和北海银行联合办公。4月1日，华中银行总行与北海银行总行在组织机构上统一合并，但仍然保留两个银行的名义，分别处理各自业务。8月，陈穆被任命为北海银行行长，洒海秋为副行长。
1947年3月，撤至山东的华中印钞厂与北海银行印钞厂正式合并，华中银行发行局与北海银行发行科合并为北海银行发行局。
9月，因形势恶化，山东的印钞厂被迫全部停产，工厂职工一部分与当地武装组成游击队，另一部分就地分散打埋伏。10月，由林立、毕云璋等带领一部分印钞厂人员渡海，经大连到吉林临江，与东北银行的临江印钞厂会合。直至1948年形势好转，各厂人员陆续返回，分别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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