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曾山同志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进驻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我带领山东省委工作组在邻近的陈庄公社岳家大队。那时曾山同志已65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但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按定量吃地瓜等粗粮。我老伴严永洁听说后，趁曾山同志派秘书来济南取文件时，把核桃仁、花生米碾碎，加了点白糖，装在一个瓶子里托秘书带给曾部长。但秘书怎么也不肯接手，他说：“严大姐，我不敢接受啊。曾部长有言在先：‘你要收礼物搞特殊化，就开除你的党籍！’”
曾山同志非常关心山东的工作和山东人民的生活。他在曲阜搞社教期间我去看望他，那时他任内务部长，分管救灾工作。他说，山东近几年工作不错，就是老天爷不帮忙，年年春旱夏涝。我说，省委已下决心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向他介绍了临沂地区从1959年开始大规模治山治水、初见成效的情况，建议他去看一看。1965年4月，曾山同志专门去临沂地区考察了水库、水渠、排灌、梯田、水土保持等工程，还实地看了南稻、南桑、南茶、南竹北移试验田，连当地社员群众的小创造小发明如缓水坑、滤沙池都一一仔细观察。考察结束后他很高兴，对当地干部说：“毛主席是很关心山东的，说山东人民是实干的，是艰苦奋斗的。”“你们的经验也是比较完整的。治山的经验，不仅你们自己可以用，山东可以用，其他地方也可以用。西北完全可以用。”不久前我重温这篇讲话，深深感到，那时曾山同志深入了解临沂治山治水情况，已是在探索改变救灾工作中单纯向国家伸手要钱的状况，走一条治山治水、发展生产与抗灾救灾相结合的路子。
曾山同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身处逆境仍然关心我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在山东受到不间断地冲击和批斗，到1967年初，又被打倒、夺权。这年上半年，曾山同志也受到造反派冲击、批斗，家门口墙上贴满了造反派的大标语。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曾山同志仍很关心我的情况。我的大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节假日和星期天常住他家。每次去，他都要仔细询问我的情况，反复地叮嘱说，山东工作不错，省委是个好班子，你父亲没什么问题。你们自己要注意言行举止，不要出问题。有一段时间，我的大儿子学校里武斗，曾山同志就把他留在家里住下，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1968年10月，我大儿子被分配到贵州军垦农场，临行前向曾伯伯、邓妈妈告别。曾山同志专门叮嘱他说，你路过济南要设法见你父母一面，转告他们没什么问题，要相信党，也要相信自己，注意保护身体。我大儿子问他：“外面大字报有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到爸爸说：‘谭启龙来了没有？他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有什么问题？’但在山东没有传达，是否确有此事？”曾山同志点了点头说：“我亲耳听到”，并让他转告我们。我大儿子路过济南，几经周折，总算分别见了我和严永洁一面，但因有造反派在场，曾山同志的问候也没能转达给我。严永洁倒是机敏地问了一句：“阿留（曾山同志二儿子的小名）家好吗？大儿子回答说：好。后来解除隔离后，严永洁对我说：“听到这句话，我知道他见到了曾山同志，他安好，我们就放心了。”
我与曾山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那时我被安排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劳动，先住厂里，后住中直招待所，每天坐13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这年夏天，我被分配到福建省工作。行前，曾山同志约我去他家吃饭，他怕我找不到东四九条他的住所，亲自步行到张自忠路车站等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1972年春节过后，我的三儿子从福建经北京回东北，我让他代我去看望一下曾山同志，并带去全家在福建团聚的照片。曾山同志见到照片后高兴地拍着我三儿的肩膀说：“你看现在多好啊，那时就怕你爸爸妈妈想不开。”想不到，仅过一个多月，曾山同志就不幸离开了我们。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话中饱含着他对我兄长般的关切之情，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至今难以平静，我对曾山同志的思念之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曾山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7年了，今年12月是曾山同志百年诞辰。值此建国50周年和曾山同志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和对曾山同志无尽的怀念。
（作者系原中顾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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