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延安后，这里各方面情况都使我们心情舒畅。这时，我和医疗队的其他成员都写信向中国红十字会汇报我们在延安的情况。我们说，延安非常欢迎医疗队，也很需要医务人员。中国红字会也向各地了解了情况，知道延安对医务人员不仅欢迎，而且很重视。后来，红十字会又派了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九医疗队进入延安，还指明让她们到边区医院工作。这个队的大夫、护士都是女的，队长是姜兆菊。她们一来，我和谢金奎就回到了我们二十三医疗队。我们的队员大部分都在延安城东60里的甘谷驿，这里是第二兵站医院。我在这个兵站医院是救治伤员。这里的伤员和安庆医院里的伤员相比，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个兵站医院里，伤员和医务人员亲如一家，医务人员对伤员是认真负责的。医院的伙食搞得很好，娱乐活动也很多。伤员们一边治病、养伤，还一边进行学习，病治好后又重返前线。我们给伤员治病过程中，也受到很大教育。有的病，在治疗时需要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人的头脑从有控制、有意识，逐渐到不能控制、无意识的状态。在这个过程期间，从医学角度说，人的思想里哪一种意识最强，哪一种意识在这期间就表现出来。我们的伤员在麻醉逐渐失去控制和麻醉后将要苏醒时，他们喊的是：“同志们冲啊!杀啊!赶出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伤员们的这些表现，使我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完全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这时我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我认识到，党领导下的边区好，边区的干部好，群众好，部队的战士也好，我们的抗战一定能胜利，我也决心为抗战出力，要跟党走。
1938年宝塔山边区医院搬到了黄瓜塔。延安的群众治病、干部住院治疗都很不方便，希望能在延安再建一个医院。1938年的夏天，延安成立了中央总卫生处，傅连暲同志当处长，筹备中央医院。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事情：1938年春天延安遭轰炸，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则借祭祀黄帝陵之机跑到汉口，投降了国民党，于是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央指定林老代理。林老后来到延安，问起我，大家说我在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林老说：“他是妇产科大夫，为什么给他放到那里去呢?把他要回来，让他到黄瓜塔边区医院去工作。”1939年7月，领导上和红十字会交涉，又把我调到了黄瓜塔边区医院。在这里干了两个月，1939年的9月中央医院成立，我调到了中央医院工作。
延安中央医院成立，傅连暲同志兼任院长，副院长是石昌杰，医务主任魏一斋，他也是我们齐鲁的同学，原名叫魏兴谦。中央医院的筹建和物质准备上，这些同志都起了主导作用和积极带头作用。
中央医院刚成立时，医务人员很少。魏一斋到中央医院之前，在延安八路军军医院工作，他从医院带了两个大夫，一个外科大夫刘允中，一个内科大夫邵大达。把我从黄瓜塔边区医院调来，做了医务副主任，兼妇产科工作。还调了一个小儿科大夫侯健存，一个内科大夫毕学礼，他是一个印尼华侨。大夫就这几个人。当时，中央医院由组织部领导，组织部长是陈云同志，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负责全国的组织工作，很忙，所以中央医院的党政工作都由李富春同志负责。“中央医院”的4个大字是毛主席亲自写的，由外科刘大夫刻在了木板上。医院建起来了，没人怎么办?中央领导同志对医院的工作很关心，号召各单位的医务人员，支援中央医院。陈云同志动员中央党校的学员到中央医院学医。党校的学生是全国来的干部，至少也是县委职务，他们不少人都报名参加了医士班。我们办医士班，学临床学，针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学习，学员们自己也看些书。其他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就一科一科地学。我们也开解剖课，把婴儿的死胎解剖后，进行讲解。遇上杀猪宰羊时，还讲解一些内部器官的形状和构造。这个医士班训练了不少医务人员。除开训练班外，对一些学校也进行了动员，因为当时学生们都愿意到前线，愿意到后方去组织群众抗日，而不愿意干医务工作。黎平同志是陕北工学院的，同学发现她有一个体温表，后来一问才知道她是上海助产学校毕业的，原来还是个医务人员。组织部知道后，就把她调到了中央医院妇产科做助产士。同时，魏一斋的妹妹魏洁，也到妇产科做了助产士。这样仅有的这些大夫和护士就开始了工作。
中央医院在北门外的李家湾，离城十几里路。中央医院的任务主要是为中央机关的干部和家属服务，也兼管边区政府系统的医疗工作。医院的个别大夫还担任教学任务，为边区政府的卫生学校、八路军的中国医大、中国女子大学教课。我担任了女子大学的教学任务。
中央医院是在一个山上，远处看去，一排排的窑洞像是一层层的楼房。窑洞从下到上共有四排，第四排是妇产科，有100个床位，大一点的窑洞是产房，外科手术室、婴儿室也都在这排窑洞里。病房的设置简单，一个窑洞有五六张床。那时的床就是一块木板，两头架起来，因为棉花和布都很缺，就在木板周围钉上木条，中间填上稻草和麦秸，外面用床单一罩，这就是病床了。床上再放一床被、一个枕头，有的床前还有一个木茶几，这就是病房的全部东西。窑洞本身是冬暖夏凉。但是，冬天，一般的病房都烧上一盆木炭，使窑洞暖和一些。手术室、产房和婴儿室是在地下挖一个洞，上边盖上石板，用三合土一砸，墙角处还挖一个小洞做烟筒。取暖时是在窑洞外烧煤，热气从沟里通到各窑洞，这样手术室、产房和婴儿室的恒温在22℃上下。窑洞光线很暗，手术室要亮一些才行，用的是汽灯，一般的病房只能点麻油灯，办公室点一个带罩的煤油灯。护士们去发药就拿个手电筒，或点上一支蜡烛。那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取暖和照明条件都很差，和现在是无法相比的，但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紧张愉快地医治了很多病人。
战争年代里，延安的物质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党组织为了保护妇女和婴儿的身体健康，想尽了一切办法，尽量给产妇吃白面，因为蔬菜和水果都比较困难。但是，好一点的是边区出小米，猪肉、鸡和鸡蛋也很多。有的战士从前方回来，带的罐头也可以分到一些。这样，产妇的营养品就有了，她们住院的一个月养得很胖，婴儿长得很健康。那时，一般孕妇都要提前两个星期住院，因为机关离医院比较远，交通也困难，为防止临产前出现意外情况提前住院能保证安全。生完孩子以后，产妇还要住两个星期才出院。妇女在住院期间，我们也对她们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助产士要给她们上课，讲些妇女卫生常识，怀孕和生产的经过，如何接生，以及婴儿的保护和处理，等等。有时还带她们到产房去看接生。经过讲解和观看，她们心里有底了，消除了思想上的紧张。所以，一般孕妇在产前或产后都没发生过什么疾病，基本是正常生产。当然也有胎位不正、骨盆狭窄等难产手术，也有宫外孕、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妇科手术。手术前，我们都对病人做好工作，她们也能很好地和大夫配合，使手术顺利进行。所以，那时凡是在中央医院生孩子的同志，出院时一般都能达到一个助产士的水平。出院以后，这些同志无论到前方，还是到后方，她们学到的知识都很有用处。特别是陕北学院、抗大和女大的学生，她们到敌后，可以在群众中开展卫生普及工作，群众都称她们是医生、大夫。
为了促进妇幼卫生工作的开展，中央决定要表扬一些同志，中央医院推选我为妇幼卫生工作先进生产者。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召开了大会，进行表扬，还发给我一张写着“保护妇女利益”的奖状。当时，我经常到女大上课，女大的学生还特意用布刺绣上“民族之光”4个大字，送给我留作纪念。我在中央医院仅仅做了一点工作，大家这样信任我，使我很受鼓舞，更坚定了我为边区人民服务的信念。
1941年前后，中央医院的情况好转了一些。由周总理建议，何穆同志带一批医务人员从重庆二次进延安。这批医务人员中有大夫，有护士，还有化验员。何穆同志做中央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他是肺科专家，留学法国。他来后，对结核病的防治工作采取了一些办法。另外还来了李治忠大夫。我们还办了医士班，医科大学的学生也常到我们医院进行教学实习。所以，这时中央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人数增多了，护理工作也加强了。但条件仍是比较差。周总理为了号召大后方的医务人员向中央医院学习，让中央卫生处给我们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照了相，带到后方进行宣传。这一宣传，使重庆的很多新闻记者要到延安参观。这些记者到延安后，看了各方面的情况，参观了中央医院的各科设备。最后他们说：“你们中央医院和重庆的中央医院相比，人员和设备条件相差得很远。可是，你们的工作效果要好得多。这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个人名誉，而是为了革命。医院的伤病员也都是革命人员。”这些记者的参观，不仅影响了后方的医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同时对延安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听说了中央医院的情况，她们就主动地到中央医院检查身体，还住院生孩子，中央医院的影响很快就扩大了。
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一直是我负责，当时我们有生产记录本。延安疏散时我带在了身边，一直保存到现在。黎平同志根据保存下来的几个记录本作了一个统计，数字是这样的：
1939年9月，延安中央医院开院。接生人数：1939年50个(9月17日开始)；1940年276个；1941年289个；1942年412个；1943年481个；1944年500个；1945年774个；1946年334个；1947年302个；1948年310个；1949年4月止86个。
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延安中央医院接生婴儿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总数是3814个(还有两个本子没保存下来)，生产数量最高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同志都到了东北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以分娩的同志少了。解放战争时期，生产数量也减少了，这是因战争关系，很多同志做了流产。以上生产数字中，难产的有400多个，多半是第一胎。从当时的困难条件来看，这个成绩还是很好的。分娩的时间，当时在蒋管区，一般初胎分娩要48小时以上，而在我们边区，一般在16—18小时。产程的缩短与妇女所在地区有关系，边区的妇女都是革命青年，她们经常参加劳动，这是一方面。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听取了白求恩同志的建议，做到了预防为主，对孕妇进行了产前教育，使她们心中有数，保证了顺利生产，保证了婴儿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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