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13日，两辆卡车把我们两个医疗队的全体人员送到了延安城。一到南门外，两边的群众、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夹道欢迎我们。他们打着小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热情高涨地沿道迎接我们，夹道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南门里我们住的地方。我们到了住的地方休息，欢迎的群众才离开。
晚上，在住处附近的一个教会礼堂里开了欢迎大会，由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同志主持欢迎会。参加人员有各单位的代表，有抗大各队的学员，还有各机关的卫生工作人员。特别是当时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到会欢迎我们。他们走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握手、问候，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欢迎会上，抗大的学生轮流唱歌，这队唱完那队唱，越唱越热闹。这之间，有一个人唱了一首陕北流行的歌子：“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唱得很好!大家热烈鼓掌。旁边一个人问我们：“你们知道唱歌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人。他说不是，唱歌的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医生，叫马海德。我们一听都很震动，我当时就想马海德是一个美国医生，来到中国参加革命战争，而我是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医生，更应该在这里好好地为伤员和群众服务。欢迎会后，天虽然很晚了，但我们大家都很兴奋，纷纷议论我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喜悦心情，大家都表示要好好干下去。
我们在延安住下后，领导上就考虑了我们的工作安排。当时，延安有两个卫生系统：一个是边区卫生系统，一个是卫生部直属系统。宝塔山边区医院归边区政府的卫生系统管。医院院长是傅连暲同志。他是个医生，是经过长征和红军一块到延安的，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健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身体不好，患有结核病。在安排我们工作时，傅连暲同志提出，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150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根据他的建议，三十三医疗队留下了一个外科大夫、一个眼科大夫。傅连暲同志又说：“听说二十三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因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病的还是很多，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我也同意留下。我们队还留了一个内科大夫谢金奎。另外还留下一个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都分别到卫生部直属系统的医院去了。我的几个孩子，有两个孩子跟他们走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个孩子跟我留在边区医院。
边区医院给了我一个窑洞，两个孩子也送进了干部子弟学校上学。这样，工作和生活安排下来，我心里很踏实。领导上的安排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不仅我有了工作，对我的家属孩子也作了安置。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了工作。边区医院是在宝塔山下，山下是门诊，顺宝塔山上去，挖了100个窑洞，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再往上的窑洞就是病房。医院里虽然都是窑洞，工作条件比较差，但工作的方法很有条理，大家相处也很亲热。我在这里工作，首先感到的是像到了家里一样的温暖，领导关怀我们，都那样的和蔼。在西安时，局势混乱，一天到晚想的是跑，现在到了延安，心安定了，想的是如何更好地救治伤员，支援抗战。我的思想起了较大的变化。我亲身体会到了，党和群众是欢迎我们到延安的，党和群众是关心我们、重视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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