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后，我和家里商量，父亲同意了。到兖州一看，很多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也有我们前几个班毕业的同学。我们这些人到兖州时，王禹昌已经回南京了，我们又到南京卫生署找他。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叫张查理的，他是南京中医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中央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当时也组织了医疗队，任务是在平汉线上救护，有2000元的经费，选了一批大夫和护士组织在一起，他当队长。结果，医疗队到了包头，还没有开展工作，日本兵就打进来了，他们的人被打散，张查理背着一个德国手术包跑回南京。我们这些人都是医务人员，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医疗器械。张查理是有经费，还有医疗器械包，但是队员没有了。这时，卫生署的副署长金宝善让我们两边合作，成立医疗队手术组，药品、敷料由卫生署供应。就这样中大、齐大救护队手术组成立了。张查理当队长，王禹昌当副队长。我们这个医疗队手术组建成后，就从南京派到了安徽安庆的一个师范学院，这里是一个重伤兵医院。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医疗组织，在这里的重伤兵医院进行医疗救护工作。
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蒋管区军医的情况。说那里的军医要技术没技术，对伤病员也不大管理。到了安庆伤兵医院，我们看到的比听到的情况更严重。医院里的纱布、红药水等敷料多得很。伤员一来，医务人员就在伤口上点红药水，用棉花、绷带一包就完事了，别的情况一律不管，很不负责任。所以，伤员伤口化脓的、发烧的、死掉的很多。伤病员的伙食也很差，思想状况更混乱。伤员都是被日本人从江北打伤下来的，多是四川人。他们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大烟枪。许多人打败仗后把步枪丢了，而大烟枪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身边，他们整天是打牌、抽烟、喝酒。对死了的伤病员，按规定是有安葬费，可是没人去管。死后的尸体用席子裹着埋掉算是好的，还有不少尸体就扔在外边无人过问。活着的伤员也多是残废，满街上都是。有的人伤不重就当了土匪，去拦路抢劫。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看到国民党军医署管辖的医院就是这么个样子，我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也很不顺眼。我们感到，这些青年是为了保护国家去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场上受了伤，需要治疗。我们想到了这些，就认真地为伤病员们医治伤口。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的药品和器材都是很有限的，用药十分节省。我们主要是用达金氏溶液冲洗，这种药很好，也很便宜，是自己制作的。伤兵医院的军医们说我们是糊弄人，连红药水都没有。这样一来，救护队手术组和医院的医务人员之间就有了些矛盾，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用自己制作的药冲洗，最后治疗的效果很好。很多伤病员的伤口因冲洗、消毒得及时、彻底，没有发炎和截肢的。还有不少伤病员，治愈后又返回了前线。
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包围了南京，最后南京失守。悲惨的消息不断从南京传来，我们在安庆也十分不安，也在想往哪里逃才有活路。大家都没有办法，只好往后跑，也就是往西跑，往汉口跑。
到了汉口，情况更不好。从沿海来的医务人员很多，都在汉口没有工作，原来营区医疗队的卫生署也不愿管了。齐鲁大学听说我们回汉口了，打电报让我们回成都的学校去。南京中央医院这时也搬到了成都，学校也给张查理来电报，让他回成都。回成都要坐船，买一张船票需要100块现洋，还要很费劲才能买到。张查理有钱，买了一张票走了。我当时很困难，原来带着几个孩子，在汉口又碰上大哥的一个孩子，一共五六口人，我每月工资几十块钱，几口人吃饭还凑合，拿出五六百块大洋买船票是没有力量的。这时，齐鲁的老同学劝我不要去成都，留在汉口工作算了。在汉口这个时期，我们在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准备成立医疗队。
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很早就有了，总会在上海，山东有它的分会。1935年我们从齐鲁大学毕业时，中国红十字会就吸收我们为会员。另外，医务界还有一个中华医学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参加，所以我大学毕业后也参加了中华医学会。1936年，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年会。当时日本侵华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了，在这次中华医学会的会议期间，大家分头议论过组织战地医疗队的问题。这个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也组织会员们讨论，日本打进中国怎么办?我参加了讨论会。会员们情绪很高，认为首先要组织起来救护伤员，要响应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参加抗战，大家明确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任务就是救护伤员。这时，中国红十字会也进一步研究了组织机构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对一些携带方便的医疗器械进行讨论和具体设计。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准备急救车、大小手术器械包、消毒器械、手术器械、手术床、氧气袋、氧气筒、骨折用具等等。
抗战到了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总会任务，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总会在贵阳。医疗队的经费，是由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的。我们医疗队手术组的几个人就在12月27号组成了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王禹昌当队长，侯道之当副队长，我们都是队员，当大夫。孩子们当护士和卫生消毒员。齐鲁的两个校友李福怀和刘长山，也当了卫生消毒员，全队有二十几个人。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向南去，到广东、广西、湖南一带；一个是往北。他们问我们队去哪里。我们的队员都是北方人，往南去雨水多，气候受不了，生活不习惯，吃大米也不行，就决定往北去，这样离家也近一些。往北去的任务，主要是从西安到宝鸡这一段的医疗救护。1937年12月28号晚上，我们二十三医疗队的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上了火车往北走了。
1938年的1月1号我们到郑州，1月3号到西安，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刚到西安，我们马上就去交涉工作。我们交涉工作，主要是去伤兵医院，因为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任务是救治伤员，伤员又都集中在伤兵医院。当时，伤兵医院都是军医院，归国民党的军医署管，而红十字会和各省的医院及卫生组织机构都归国民党的卫生署管。这样麻烦就来了，伤兵医院听我们说是红十字会来的，说不要我们。我们又说是白给工作，不要钱，还有医疗器械，他们也不让我们干。为什么碰这个钉子呢?首先是国民党的两个署的矛盾，军医署和卫生署搞不到一块。第二种情况，是我们在安庆重伤病医院呆了一段时间，对他们军医院的医疗作风有所揭发，他们对我们很不满。所以，他们一听说还是在安庆的那些医务人员，是齐鲁来的，他们不欢迎，拒绝进门，这是又怕我们在这里揭露他们那一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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