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检查，金茂岳发现王明的心脏有点儿肥大，有些杂音；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炎，容易感冒。此外，王明还得过胸膜炎，肺部不太好。金茂岳把检查情况向傅连■作了汇报，又找其他医生会诊，研究治疗方案。大家认为，为了防止心脏病恶化，先把扁桃腺割掉，然后调整饮食、进行休养。
王明同意了治疗方案。可当时手术需要用的麻醉药、消炎磺胺药片和静脉注射用葡萄糖，中央医院都没有，便向军委卫生处请求支援。而这时，王明的扁桃腺又发炎了，手术无法进行。金茂岳就用消炎磺胺药片给王明服用。服用两片以后，王明感到心脏有些疼痛，磺胺药就停用了。
后来，针对王明的便秘和卡塔尔性黄疸，医院采用了传统的甘汞疗法。一段时间后，王明的病情有所好转。金茂岳就通知护士对王明停止服用甘汞，但当时只通知了白班护士。交班时，白班护士忘记了交代，加之护理记录也有疏漏，夜班护士给王明继续服用了甘汞，使其病情有所加重。
后来，又请来著名中医李鼎铭。他认为王明肝火旺盛，开了黄连和茱萸等，并要求在服用中药期间停服西药。一段时间后，王明病情好转。
同年春，苏联医生阿洛夫来到中国为王明治疗，金茂岳将延安医疗小组给王明治病的情形告诉了阿洛夫，特别讲了王明服用磺胺药感到心脏疼痛而停用的事。但阿洛夫却说，他过去给病人使用这种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特意从苏联带来了磺胺药，准备继续给王明服用。结果王明服用后又出现了以前的症状。
后经化验查出，王明尿液里汞含量超标。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一听便到中央医院吵闹，怀疑医疗小组幕后有人指使，吵着要查出幕后操纵者。
金茂岳回忆说，治疗期间，有好几次王明都提出要看他的国民党证。金茂岳说：“我哪有国民党证？我不是国民党员。”王明说：“是！因为你是红十字会的人。”金茂岳解释说：“红十字会的人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后来，金茂岳再去王明家时，王明又说：“你能不能把国民党证借给我，介绍我去重庆看病？”金茂岳说：“我确实没有国民党证，在重庆也不认识什么人。”
当时，王明向金茂岳逼要国民党证，显然就是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谋害自己的，借机审查他的身份。
孟庆树到中央医院闹过后，中央立即组织医务人员对王明的病情重新会诊。医生们一致认为医疗小组的治疗基本正确，但使用磺胺药，对肾脏有些影响；使用甘汞治疗是有一定疗效，但服用时间过长，导致病情加重。金茂岳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但这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制度检查不合格造成的一次医疗事故，不存在“暗害”问题。为此，金茂岳特意到王明家中致歉。但事情并未了结，孟庆树不断向中央告状。不久，金茂岳就被拘押，罪名是：“蓄意谋害王明。”
在被拘押审查一年多后，有一天，金茂岳突然接到通知：“今晚礼堂有晚会，你一定要去。”毛泽东也出席了晚会。他握着金茂岳的手说：“你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啊。”没几天，金茂岳就被无罪释放，回到原岗位。
事实很清楚，王明对党中央批判他的错误怀恨在心，趁机发难，把他的病情恶化说成有人要通过金茂岳来暗害他，借以中伤中央领导和毛泽东。
后来，1971年王明在苏联发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在叙述他中毒过程之后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金茂岳当着他的面承认下毒。
王明写道：金茂岳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说：“我在您面前是个有罪的人，我对您下了毒，每一次当我给您开毒药时，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除掉您……”
书中还附有一首七绝《大会诊结果》：“物证分明人证清，金医跪哭诉真情。阴谋毒害泽东计，揭露神医蛇现形。”
因脑血栓瘫痪在床的金茂岳听闻此说法后，气得用力欠起身来说：“王明放屁！混蛋！没有的事！”“王明是教条主义者，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要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摘自《文史精华》 2008年第8期 金波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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