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济宁我们住在红牌坊街三益客栈里。掌柜的姓杜，排行老三。父亲说我家跟他是世交，让我叫他三老伯。我们住在客栈里边的一个单人房间里。父亲白天出去活动，傍晚才回来，杜掌柜的大儿子告诉我，几乎每晚都有伪警察局的人来查店。因店簿子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掌柜的大儿子又领着伪警察故意避开父亲的房间，所以我们来后没发生什么麻烦事，几天过后我也渐渐不像刚来时那样提心吊胆了。一天上午，父亲出发前对我说，他若是下午不回来，就让我跟杜掌柜吃晚饭；如果晚上再不回来，就叫我第二天一早独自回家，不要再等他了。结果那天晚上他真的没有回来。我等到晚八点，吃了点东西就赶快离开客栈，到打铁壶的本族哥哥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客栈询问，父亲仍然没回来。我感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到城内黄家街去找姐夫李杰三，经他打听得知，父亲已于头天中午乘火车到兖州去了。姐夫叫迅速离开济宁反回乡下老家。接着他也乘火车到了兖州。姐夫听人说，我父亲在澡堂洗澡时，济宁日本宪兵队剿共班跟踪而来，包围了澡堂，企图将父亲抓捕。幸好有人及时向父亲报了信，他才得以化装脱身。后来，在佛教会的掩护下他终于逃出了虎口。
第三天，济宁日本宪兵队的下山副队长带领日伪特务多人，夜间乘汽车到南贯集搜查了我家的住宅，审讯拷打了母亲和我。我母亲被打得头破血流，太阳穴上至今还留有疤痕。匪徒们还将我三叔、四叔抓到济宁城里关押了好多天，后因找不到父亲的下落，才把他俩放了出来。
事过多年之后，父亲告诉我，那次活动是坏人告密才被日本宪兵队发觉的。他们扬言八路军的县长高祥符来济宁搞地下活动，于是派剿共班长高凫来（此人系叛徒）带领人马跟踪追捕；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父亲才免遭毒手，从那直到解放，他再也没去过济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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