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中共邹西县委在我家乡一带开展革命工作。那时冯起同志已到铁道东去了，邹西县委的丁平同志在铁道西活动，并在当地建立、发展了党组织。丁平同志经常在我家召开秘密会议，我哥哥高宝珊就是那时加入党组织的。父亲积极支持哥哥，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参加了共产党，是进步和追求真理的开端。一九四O年冬，我哥哥一行八人，奉调去鲁中莱芜一带上“抗大”分校，在途经邹县城北钢山时，被国民党军官秦启荣部下巩振寰的人逮捕，并很快被活埋了。哥哥牺牲时年仅十九岁。后来我村有个坏人曾幸灾乐祸地当面挖苦父亲说：“听说令郎宝珊一伙人要去延安，连延安的边还没走到就上西天了！”父亲拍案而起，正言厉色当众指着那个人说：“我儿宝珊是死了。难道你知道内幕吗？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说完就领着我，擦着眼睛回家了。那天正是一九四一年的旧历除夕，晚上吃饺子时，父亲专为我哥哥备置了一副碗筷，深情地向哥哥的牌位前倒了一杯酒，用筷子夹了一些菜肴放在一个小碟里，并转过脸来沉痛地对我们说：“你们都给哥哥斟酒吧！他这样年轻就死了，死得虽然很惨，但死得有价值。今天是年，我们不要太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说着，他却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们全家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九年的冬天，父亲从兖州到济南参加省政协会议，住在珍珠泉招待所里。那时我已在济南。有一天，我同他一起到趵突泉公园去游览，在茶馆喝茶时，我把妹妹给我的信拿给他看。当他看到信上直接称呼我“哥哥”时，你妹妹应该叫你‘二哥哥’。你们别忘了还有个大哥哥呢！更不要忘了你大哥是怎样死的！你大哥的死，说明了革命是极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又说：“你们兄弟姊妹中，除你大姐年龄过大，又有一大堆孩子外，其他人都参加了革命。人家说咱是革命家庭，但我们可千万不能以此骄傲自居！你们大都是共产党员，这使我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为党工作。”当时他很激动，真是语重心长，使我陷入了深沉的思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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