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监方对号门（囚室门）是全日关闭着的，只有“放风”时才开放几分钟。由于我们两人被单独放风，所以那时能接触到的唯一狱友就是监狱中“跑号的”。所谓“跑号的”，就是在监狱给各号牢房中的囚犯送饭、送水的人。他可在监狱中自由走动，因而对各个牢房的犯人比较熟悉。这种人是案情不重，又得到监方信任的犯人。其实，这不过是监方在犯人中榨取无偿劳动的一种方式。
鉴于这种情况，我与田浚端暗中研究商议：打算先做这名“跑号”人的工作，努力将他争取过来，然后利用他的合法身份联系狱中难友，发动大伙向监方进行斗争。
当时滋监跑号的名叫唐玉玲，我们每天的饮食都由他送到牢房中。以后通过接触了解，得知他是兖州人，为人比较豪爽，在狱中跑号只是为了多获得一点行动自由，并不是死心塌地为监方服务的爪牙。在我和田浚瑞以谈心的方式向他作了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后，他逐渐在思想上对我们两名政治犯消除了疑虑和戒惕，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此后，他便经常主动地找我们交谈各种情况。
首先他对我们入狱后不久解除刑具表示惊奇。他曾告诉我：这个分监对才入狱的犯人，一般要等几个月才给开镣，有的还要长期戴着。我对他说：我们在济南监狱是不戴刑具的，其原因是，大伙经过一次绝食斗争，监方才终于作了让步。对此他更感到惊奇：第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监狱的犯人可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他不明白监方为什么怕犯人绝食，饿死几个，不是更省些囚粮吗？而且犯人绝食死了，不是白死吗？
当然，这些道理对他来说，不是一两名话就可以讲清楚的。针对这种情况，我就耐心地向他宣传解释：监狱官们是靠着犯人生活、发财的。第一、每一个犯人都有自己的囚粮定额，克扣一部分囚粮是监狱官们发财的门道，所以死一个犯人，他们就要少克扣一份囚粮；第二、更重要的是：监狱官们固然不爱惜犯人，犯人吃饱吃不饱，对他们都无所谓。但犯人绝食，如果饿死，他们的官就做不成了。因为犯人反抗，说明他们管理不善。犯人绝食而死，会引起社会舆论的谴责，给反动当局的统治带来麻烦。因此，绝食就成了犯人对监方斗争最有效的手段。我还列举了我们在济南监狱斗争成功的例子，向他加以说明。后来，他逐渐明白而且相信了这个道理，并且成了我们与普通犯人之间得力的联系人，也是我们对监方斗争经验的出色宣传者。
我们通过唐玉玲了解到滋监的许多情况：这个监狱里有监狱长、看守长和三名看守。监狱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顽固，经常板着脸斥责辱骂犯人。但从整个情况看来，滋监对犯人的管理比济南监狱稍宽些，毒打犯人的事很少见。由于监狱内没有办什么生产项目，所以剥削犯人无偿劳动的事也不多。可是监方对囚粮的克扣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犯人的主食虽然勉强吃得饱，但副食很差，往往只是一碗汤，上面漂着几片菜叶。此外，还有不少犯人戴着脚镣，号门全日封锁着，使犯人深感痛苦。
唐玉玲在我们的开导、鼓励下，注动向滋监难友们作宣传工作。不久，我们在济南监狱斗争获得胜利的消息，以及犯人有权争取合理待遇的道理，便逐渐为大伙所知晓。这样一来，全监难友就慢慢萌发了一种用斗争来改善待遇的要求。
群众一旦掌握了道理，其斗争的爆发开始往往是迅猛异常，而又较少考虑策略问题的。当我们知道全监难友要用斗争方式，让监方一次全部解决改判伙食、解除刑具、开放号门等多种问题时，就劝告他们不要操之过急，要有理、有利、有节，一步一步地来，先解决与多数人有关、最迫切的问题。通过诱导，大伙就确定了以改善伙食作为第一个斗争目标。
在斗争方式上，滋监的难友们是有创造性的。他们不是以绝食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不归号”（即不进入囚室），来表示抗议。当大家一起出来“放风”时，他们就正式向监方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放风结束，大家回到监房“号筒”（即甬道）里，都不进囚室，等待答复。
这一斗争的爆发，使监方感到出乎意外。他们深知改善犯人伙食就要减少（当然不是取消）自己（主要是监狱长）的“收入”，因此不肯轻易答应。早晨狱友门“放风”时提出要求后，监方先是劝说、软化，后以请示、研究等手段破坏、瓦解，企图平息这一事件。但大家不听这一套，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此，双方僵持着直到深夜。后来，监方怕出现更严重的问题，终于答应了大伙的要求。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全体难友的斗志。开镣的要求、白天开放号门的要求，此后又陆续向监方提出，也都取得了胜利。滋监难友们通过斗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长期折磨他们的“三害”一一解除了。
普通犯斗争的胜利，也使我们两名政治犯得到了好处，例如伙食的改善、白天号门的开放，我们也有权享受了。原来用于惩罚政治犯的“隔离囚室”，结果倒成为监狱中的“高等房间”了。此后，我又利用监方要我画统计图表的机会，提出了给我桌凳和笔墨等文具的要求，结果得到了答复。这一来大大便利了我在狱中的学习。
1936年8月，反动当局又把我转送到济南山东反省院。我在滋监虽然只待了一年多，可是这段时间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它在我漫长的“监狱大学”生活中也是一段颇有意义的时光。
1986年7月于北京
注：张闳凡同志系我县泗庄乡孟家村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逮捕，1935年5月由济南“山东第一监狱”解至滋阳（今兖州）分监关钾。1936年8月又解往济南山东反省院。1937年9月获悉，出狱后未能及时与党取得联系，造成组织关系一度中断。1949年8月在上海做编审工作。1950年4月调到北京，在外文出版单位做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后经文化部党组研究批准，从1950年恢复其党籍。1983年在中国报道杂志社离休，住在北京，1989年去世。（责任编辑 周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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