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凡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兖州监狱中的斗争：二

接受政治犯入狱，这对滋监来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这里的狱吏们，包括监狱长、看守长、看守们，都是怀着严阵以待的心情来迎接我们这两位“客人”的。因为“共产党”在他们心目中早已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而且从济南监狱解来的这两名政治犯又都是绝食斗争中的突出人物，因而使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表现得非常明显。
犯人刑具
入滋监后，监方给我们的第一个下马威是变换刑具。他们给我们换上了特大加重的脚镣手铐（原刑具由来人带回济南销差），妄图使我们服服帖帖，不再闹事。当时一般在押犯人是不戴手铐的，案情不严重的，脚镣也不戴。滋监这种做法可算是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照顾”了。
第二个下马威是单独囚禁。他们将我们关入“独居号”，即牢房东端那排关押重刑犯人的隔离囚室。这种小囚室内只有一张小床，四壁空空，黑暗阴森，闷得人难受。同来的田浚瑞同志当然也住上了“独居号”。但我们俩的囚室相隔一间屋，外边又有看守巡逻，因而彼此联系很不便。
第三个下马威是使我们和普通犯人绝对隔离。普通犯放风时不让我们出门，只有在他们放风回房后，才让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一会。虽然我们两人有机会相见，但却割断了我们和狱中难友们的联系。显然这是监督长怕我们闹事，防止再出现济南监狱发生过的那种事件。
我和田浚瑞同志商议，觉得动员其他犯人起来斗争，不是一两天就可办得到的事，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先进行斗争，以达到第一个目的：力争解除自身的刑具，并借此启发难友们的觉悟，以进行集体斗争。
当时一般所谓模范监狱里大多有一种惯例：新犯人入狱要过一段时间（一两个月至半年）后，才给除去脚镣；至于手铐，大多数犯人则在入狱后不久就给除去了。而滋监却给我们戴上全部刑具并进行单身囚禁，这在当时是不符合他们的刑法规定的。对此，我和田浚端同志立即提出抗议，申明我们在济南监狱是什么刑具也不戴的，要求滋监必须立即给我们除去刑具，特别是妨碍生活活动的手铐。看守们声称他们无权，要向上级请示。他们请来了看守长，答应可以除去手铐，但开镣须要请示监狱长。于是手上的刑具在提出抗议的当天下午就除掉了。
对给我俩开镣问题，他们借口请示监狱长，但却迟迟不予解决。对此，我们一再抗议，并声言：如在一周之内不给开镣，就将进行绝食。监方似乎慑于济南山东第一监狱政治犯绝食斗争的余威，结果不到一星期就把我俩的脚镣也给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