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凡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兖州监狱中的斗争:一

Admin 发表于2016-05-20 10:48:06
我自1933年3月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直到1935年4月始终被关在济南监狱中,先是济南地方法院看守所,后是山东第一监狱。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政治犯都要关在济南这个全省最大的监狱里。这大概因为那里的警卫森严、镇压手段“高明”吧!然而在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期间,我却意外地被解到兖州监狱关押了一年多。

兖州监狱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山东省第三监狱滋阳分监”(以下简称“滋监”),也就是济宁监狱的分监,是属于所谓“模范”监狱系统的一个小监狱。它位于旧滋阳县政府南面东侧,院落不大,除了狱吏的办公室外,只有一排东西走向的牢房。牢房中间有甬道,犯人们称之为“号筒”,两旁分列着约18间囚室;甬道西端是安装着铁栅门的牢房大门;东头横排着四间较小的囚室,是关押重刑犯人的地方;甬道东头往南有一小门通向牢房南面的空院,那是个让犯人“放风”(即早晚各几分钟上厕所、倒便桶、散步)的地方。这里关押的犯人约一百多名。监狱有看守两三人轮流巡逻。
从监督的规模、关押犯人的数目、警卫力量等方面看,显然比不上规模大、关押犯人逾千名、警卫重重的济南山东第一监狱。那么,反动派为什么把我和另一名政治犯解到这个小监狱来呢?
原因是,这年四月间,山东第一监狱中约一百四十名政治犯曾为反对监方对犯人的残酷虐待、克扣囚粮、榨取无偿劳动等,发动全监犯人进行过一次绝食斗争。在斗争中,虽然普通犯人进行过一次绝食斗争。在斗争中,虽然普通犯人后来被监方分化瓦解了,但政治犯则坚持不懈,绝食达七天之久,终于迫使监方让步,接受了政治犯所提出的一切条件。
反动派从这次事件中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政治犯集中关押不如分散关押易于管理。对一些念头闹事的“首恶”分子,更应分散出去。这是一个孤立政治犯、削弱其团结斗争的阴谋。
和我同时押解来兖的另一名政治犯叫田浚瑞,记得他是一名工人,家在潍县。过去在第一监狱里我们并不相识。
我们是四月下旬被步行押解离开济南的。当时一起押往鲁南的政治犯共四人。其中邵德孚、范景蘧两同志是押赴临沂监狱的,所以我们在长清就分手了。我和田浚瑞同志被警察看押着沿长清、肥城、宁阳解往兖州。全线里程虽然不足200公里,但却走了一个多星期,因为我们手足都戴着刑具不便行走。路上除住客店外,每到一县还要被关进所在县的监狱里,记得在宁阳县监狱里就待了一两天。
我们到达兖州已经是五月初了。当时家里人已知道我被解回兖州关押的消息。当我到达城近郊时,年老的父母,还有哥哥和侄子已在路边等候了。多年来我身陷囹圄,时时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不料今日镣铐在身来到他们身旁,当时真是悲喜交集,思绪万千。当押差们拿到哥哥送给他们的钱后,我们在路旁得到了片刻团聚。谈话时,我们虽难免欷歔,但坚强的母亲却安慰我要耐心等待,总会有恢复自由的一天。这倒真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增添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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