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我们在党校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时，同志们对国内有些人想走“中间道路”，非常反感。对“农夫与蛇”的故事，印象极深，大家认为绝不能“怜惜恶人，”反被蛇咬。讨论中对美国是否会出兵干涉，有些同志有些担心，但多数同志认为我们解放军力量愈壮大，打的大胜仗愈多，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愈少。有的同志还重温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1949年2月1日，华东局党校的二部学员1000余人，到了津浦线上的滕县临城住下后，华东局党校副校长温仰春向我们口头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精神。不久，县团级以上干部，又每人发到一本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正式文件，经过反复阅读，认识到这个报告为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取得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指明了航向，明确了今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大转折，我们干部的思想、作风必须适应这个重点转移。对全国胜利及国际国内基本矛盾的变化，也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认为到了城市以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阶层人士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到了城市不能照搬过去在农村斗争地主、平分土地、没收浮财等那一套做法，必须保护民族工商业，尊重知识分子。坚决执行中央所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违反这些方针政策，也就是违犯党和军队的纪律。特别对毛主席向全党干部及时提出告诫，今后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印象很深。对毛主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更是句句字字，牢记在心，许多同志进行对照，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思想上的功臣自居及贪图享受的错误思想以及其他不正确的思想作风。普遍认为这是对我们新老干部都普遍打了一次“政治预防针”，使我们进入城市，参加接管，接触资产阶级，极大地增强了“免疫力”。后来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南下干部参加上海接管，都按照毛主席这些教导办事，而且长期贯彻执行使自己终身受益，没有辜负自己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滕县临城期间，我们还认真阅读了上级发下的《城市政策汇编》第一、二辑。其中有中央批发石家庄、沈阳、济南等地接管工作经验及发生的问题，对此，我们作了深入的讨论，认为这些经验非常具体明确，可以作为我们进入上海接管的参考(这时已明确我们这支队伍是到上海接管)；对于各地在工作中发生的随便没收地主、工商业者的财产，随便抓人，随便给工人增加工资，以及其他错误行为，都要引以为戒。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进城以后最重要的是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把恢复与发展生产放在首要位置。
1949年5月在丹阳学习整训之前，经中央批准，已经确定上海领导人选，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为陈毅、副主任粟裕，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其实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时，中央、毛主席就提出陈毅担任上海市长。在北平解放后，毛主席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赞同。认为“儒将出长上海，必能稳住局面”。
南下干部纵队到丹阳不久，听华东局负责同志向县团以上干部传达，已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华东局已经建立了接管上海的主要机关，并确定了这些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如上海市军管会兼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潘汉年(兼)，副秘书长周林、沙千里(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文教管理委员会主任陈毅(兼)，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为副主任。这里要说明一下，其他委员会都称“接管”，只有文教委员会叫“管理”，因文教不实行军管，副主任中在陈毅之后又加了一位韦悫。
在这些接管上海市的各大机构建立之后，“南下干部纵队”的番号就不再存在，所有新老干部，都分别编到各大接管系统，分配了具体工作。我记得从1949年5月5日，我们一批地师级干部20人，县团级干部20人，加上原华中局党校青年学员30多人，编到政务接管委员会隶属的“市区接管大队”，负责接管上海市的20个国民党区公所、区党部及有关政权机构。大队长为老红军黄元庆(到上海后任卢湾区接管专员)；政委为红军时代入党的老干部张文通(到上海后任常熟区接管专员，不久随西南服务团南下)；副政委为老干部盛志明(到上海后任新成区接管专员)；我则调到大队部协助上述3位领导工作。
这时又发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政策汇编》上下两册。当时学习文件很多，有194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外交纪律的七项规定》，还有第三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入城守则和纪律”等等文件。大家各按系统学习掌握具体业务政策，同时着重学习入城纪律问题。给我们印象最深、教育最大至今难以忘怀的是，陈毅同志1949年5月10日在丹阳城南大王庙做的一个重要报告。他开宗明义告诉大家：“今天主要讲的是入城纪律和在上海要注意的事情”。他指出“一般说来，到丹阳后纪律还不错，但还有开会检讨一下的必要，这就是今天开会的宗旨”。他列举了到丹阳后发生的几件违反纪律的事，还谈到解放南京以后有些部队违反纪律的一些问题。他说“这种情形不搞好，到上海一定要天下大乱。”他郑重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全党全世界性质……同志们，要懂得我们进入京沪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假如我们犯错误，犯纪律，那革什么命呢?反动派听到我们在上海搞得好，会垂头丧气；看我们搞不好，他又会动起来，也会以为他们自己还有希望。”他特别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会走弯路。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入城纪律搞不好，会造成损失，今后要费大功夫，甚至还很难挽回。”陈老总那次讲话句句打动人心，既非常深刻，充满辩证法，又通俗易懂，合情合理，我们每个人坐在小凳子上都认真作了笔记，一条条都牢记在心。我还听到另一位同志告诉我，他参加文化界一次报告会，陈老总对他们也是强调入城纪律，最后特别告诫到会同志，“要遵守纪律，秋毫无犯，凡是违犯了的，不问职位高低，地位大小，一律严办，绝不宽容；莫谓我陈毅言之不预也”。陈老总这些教导，对我们进入上海后，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1949年5月24日晚，在总前委驻地丹阳戴家花园内，召开了各大系统、各区接管会负责人会议，由周林同志宣布开会，请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及一些负责同志与大家见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传奇人物潘汉年。陈市长新理过发，满面红光，笑嘻嘻地说，要漂漂亮亮的进上海。5月25日晚，当我军已进入上海市区，上海即将全部解放时，陈毅、饶漱石率华东局、华东军区一大批干部，坐火车离开丹阳，我们一批干部和许多群众自发到丹阳车站送行。5月26日晚，邓小平同志又率领一大批干部乘上火车，向上海进发。我们市区接管大队全体同志，也是乘这列火车。这次上车一看，不是什么煤车、敞篷车，而是漂漂亮亮、清洁整齐的客车。一路上同志们歌声此起彼落，欢声笑声不停。27日清晨，火车抵达南翔，小平同志等许多领导干部，坐了汽车与陈毅同志等会合。我们则按上级指示，暂留南翔，等候通知再进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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