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我们党校二部又从各地调来一大批新学员，其中多数是山东干部和一批青年，人数激增至近千人。这时正式接到命令，要我们即日启程南下。这时我们党校二部对外有了一个番号——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我所在的是第一支队第一中队，我是第一中队六组组长，副组长为宋锡九。组内有许国良、冯北达两位红军老干部，以及王庞、高新华等几位营团级干部。刚从山东基层调来的綦景芳等几位青年干部，也编在我这个组。这时我们都是“普通一兵”，按照部队编制行动。1949年2月1日，我们支队从青州附近党校二部驻地出发，开始向南行军。
1949年3月1日，我们一支队在顾玉良同志带领下，从青州坐火车到达津浦线的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滕县的临城车站一带暂时住下。有一天，遇见南下干部纵队另一支队伍。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叫江群，她是我爱人高菲在抗战时期在“苏中公学”的同学。交谈之下，才知道她和爱人梁承志等人属于山东昌潍地委、潍坊特别市委、渤海三地委的干部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南下干部纵队第二支队。二支队的总人数约七、八百人。带队的是原昌潍地委书记赵毓华。后来，我在临城街上遇到原苏南二分区副司令杨洪才(到上海后任嵩山区接管专员)，原淞沪特委书记姜杰(到上海后任老闸区接管专员)，原在苏南任太湖办事处主任的徐亚夫(后任上海高级法院副院长)。我们这些人过去在苏南一起打过游击，共同渡过“反扫荡，反清乡”最艰苦的岁月。徐亚夫告诉我，他们一批同志原来都是接管济南市的干部，这次奉命南下，编成1个大队4个中队，总数有600多名干部。带队的叫刘丹(后任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秘书处长)。他们是3月2日到达临城附近的。这时，上级正式宣布，南下干部纵队政委是王尧山，当时任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另一政委为周林，原华东局保卫部负责人，(后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赵毓华是纵队司令(后任上海近郊工作部长)。
我们在临城住了不到1个月，又奉命南下。3月29日，南下干部纵队大部分人坐上火车，向南前进。由于是装载煤炭的敞篷车，大家只好放下背包，背靠背的挤在一块坐下，没法睡觉，只好打盹休息。路过徐州已是夜里，大家都未看到徐州城市模样。天明时，火车到了淮河，忽然停下。上面传来口令，因淮河大铁桥被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炸毁，工兵一时难以修复，只得“向后转”，原车退回徐州，这时大家互相对看一下，都哈哈大笑，原来每个人面孔上都涂了一层煤灰，这些“白面书生”都成了“黑脸包公”。到徐州休息了几天，因随时可能出发，不准上街买东西和观赏风景。4月4日，奉命徒步行军，经淮阴、淮安、到宝应、高邮一带住下待命。我们一支队住在汜水镇，4月16日，又与原在苏中的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党校一大批学员会师。这批同志讲上海话的多，我会几句上海话，就上前交谈，才知道他们大部分原是上海地下党党员，因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为了保存力量，从上海撤到苏中党校学习。他们的番号是南下干部纵队第2支队第5大队，一共有400多人。这些同志对上海情况非常熟悉，以后成了我们接管上海的向导。
1949年4月21日夜，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长江天堑，不可逾越”的神话。接着又传来4月23日南京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崩溃。同时京沪线上的镇江、丹阳，也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我们心急如火，巴不得马上飞过长江，参加接管京、沪、杭大城市。好容易等到4月27日，上级调配到一批大卡车，才把我们风驰电掣般的送到扬州。我们一支队，住在宝塔湾。我是扬州人，老家离城只有30华里，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都没有见到父母、弟妹，这次路过故乡，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但部队纪律很严，任何人不准请假。到了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我们南下干部纵队千帆竞发，平稳渡过浩瀚的长江，上岸以后，在镇江附近，遭到敌机扫射，幸无伤亡。次晨我们赶到丹阳，向华东局及华东军区首脑机关报到。早在丹阳解放后第二天，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周林已率原接管徐州的数百名干部到达丹阳。我们到后，陆续来丹阳汇合的有华东局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他们率领的公安干部队伍约2000人；华东局财委副主任曾山(主任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秘书长骆耕漠等率领的财经干部队伍约2000多人；于伶、钟敬之率领的文化电影方面一个中队；不久有从香港经北京南下到达丹阳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毛岸青，以及上海工商界盛丕华等一批党内外知名人士。由于南下干部一边行军，一边如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队伍，接管上海前夕，纵队干部总数约已达7000人(注：原5000人之说，是早在1949年5月10日，饶漱石向中央报告的数字，因此，我们中队一位参加过延安“抗大”学习过的老同志说；过去是“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今天是“南下南下，越走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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