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延安抗大总校学生突破万人——13390人编为8个大队43个中队。以后逐渐发展为12个分校。在烽火连天、经济、文化倍受日寇摧残，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抗日根据地投入这么多的杰出红军将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壮举。正如罗瑞卿副校长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抗大一分校时十二所学校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转战地区最多，斗争最艰苦，成绩最显著地一所学校。回想起我在抗大一分校的学习战斗，历历在目，多少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
1942年一分校归山东军区领导。经精兵简政，改编为教导团，团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日寇宣布投降，我军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当时我山东军区教导团驻费县城，全团上下一片欢腾。随着朱德总司令全国大反攻的第一号命令，山东军区司令罗荣桓命令我们部队向临沂的日寇和伪军挺进，包围了临沂城，配合主力部队向城内敌人发动进攻，经过数日激烈的战斗，全歼了城内日伪军，解放了这一鲁南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我警卫连政治指导员楼岱同志光荣负伤。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挺进东北三省。东北是战略重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新战略决策，力争控制东北。同时，也为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的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18日晚，以彭真为首的中央临时东北局成立，迈出了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关键一步。为了配合中央的战略大转移，要在解放区抽调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我们教导团毕业生分配和新入校学员编队、部队扩编紧张地进行着。教导团领导变动：曾、梁首长调一师任师长、政委；徐洪才、邸怀珍负责（教导）团的领导工作。我教导团（抗大一分校）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奉命进军东三省。由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荣桓同志率领部队迅速渡海东征。向东北挺进。
教导团由上干队（培养在职营团干部）和三个大队（均系培养连、排干部）组成。上干队由岳英任副队长，我（赵培桐）任副教导员兼支部书记，紧张地进行着部队转移工作。经思想动员，大家情绪高，表示服从组织，绝不犹豫。虽然也有个别同志不愿离开本乡本土，经个别谈话，思想也通了。
一大队由余琳、宋锡纯，二大队由王道全、赵广恩，三大队（特科）由马俊驰、李知和率领我们约二千余人，浩浩荡荡地从费县出发，经莒县、诸城、掖县、平度等地，一路，沿途人民热烈庆祝抗战的胜利，欢迎我军。我一分校的指战员深知自己的重任；挺进东三省，配合苏联红军，收复失地，维持东北秩序。使十多年受尽日寇蹂躏的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到了龙口附近的栾家口，要在这里渡过渤海湾。当时组织上考虑我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限制的处境，同时在行军途中受到美帝飞机的多次低空侦察，在海上也可能遇到更复杂的情况，决定部队换上便装，干部穿上长袍、马褂、礼帽。进一步作了思想发动工作，对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有充分准备，保证安全。就这样，部队顺利到达东北的庄河，换上了新的军装。怀着喜悦的心情吟诗大东北：“雄风威震渤海湾，幸有赤军成砥柱。欢呼北国磨利剑，开创革命新篇章。”
1945年10月中旬，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带七名干部（吴瑞林、刘西元、肖剑飞、刘汗、王淮湘等和四名老兵）先到了丹东（原安东）。随进军部队组成了南满军区（后扩编成立辽东军区），威震东北。
我们一路行军到达丹东后，只见地处鸭绿江入口的丹东，与朝鲜隔江相望，丹东大桥横跨江上，火车来往频繁，市内的高楼与平房鲜明对照。我们上干队住在师范学校内，大家看着电灯，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经过一夜的休息，第二天听了肖华司令员的报告，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中央向东北挺进的战略目标下，我冀热辽边境的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在司令员曾克林、政委唐凯的率领下，边走边打，一路先后从山海关、兴城、锦州到达沈阳，为我军进入东北打开了大门。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发展得很快，干部特别缺乏。肖华司令说：“我们要派一批干部去支援他们。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你们教导团（抗大一分校）身上。”
当天领导研究决定：派赵培桐同志带领抽调的团、营、连三级干部（配备一个团的建制）到本溪接受十六军分区首长分配。我（赵培桐）接受命令后，立即乘火车带领抽调的干部到十六军分区报到。曾克林司令员亲自接见了我（赵培桐），表示欢迎我们。最后确定我去抚顺独立旅工作。从此，我结束了在抗大一分校的工作。担负新的部队领导工作。
在建军80周年之际，回想起在抗大一分校这个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重铸国魂，振奋民族精神，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饮水思源，直到现在，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抗大精神永放光芒！（南京 赵培桐 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