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建立健全组织。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推举了包括孔子研究专家、孔子后裔在内的20多位副会长，聘请周谷城老先生为首席名誉顾问，楚图南、荣毅仁、王光英、白寿彝等十多位社会知名人士为名誉顾问，设立了专职工作班子。
二是开展学术研究。推动和组织关于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科学研究，是孔子基金会的宗旨，也是基本的会务活动。1986年3月，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到1994年初已出版33期，发表学术论文560多篇，除大陆上的作品外，也有不少港、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学者撰写的文章。《孔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用其他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写出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也予刊登，给人以平实、豁达的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办得还不错。当然，在揭示孔子学说底蕴的深度上，以及在科研与普及的结合上，还需要下功夫攀登新台阶。从1987年起，基金会陆续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关于孔学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有几本著作得了图书奖、学术奖。还与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北京周易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孔子研究合作，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并在国内多次举行过孔子研究学术交流活动，如“孔子仁学”（1991年4月在大连）、“朱子研究”（1991年在福建武夷山）、“儒学与浙江文化、（1991年10月在浙江衢州）等。
三是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6年2月，我出访新加坡。新加坡很重视孔子学说的研究和运用。我顺便参观了他们的孔子研究中心——东亚哲学研究所，并与李光耀总理、吴庆瑞博士商定，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出面，于1987年9月在曲阜联合主持召开儒学国际讨论会。我国是孔子的故乡、儒学的发祥地，但是在我国大陆举行孔子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尚属首次。4大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学者和有关人士出席。新加坡的王鼎昌、吴庆瑞两位热心倡导孔学的政界要人均到会。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主席惠特拉姆派该会执行主任（汉学家）李瑞智代表他到会。当时尚未建交的韩国也派了几位儒学专家参加会议。通过这次讨论会，使孔子基金会扩大了国际影响。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国际儒学讨论会。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规模更大，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其中有苏联的汉学家费德林、美国的汉学家狄百瑞、瑞士的汉学家胜雅律、新加坡的汉学家吴庆瑞等。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髙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三次国际儒学讨论会。在上述两次会议之间，1988年10月，还与原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在波恩举行了第二次国际儒学讨论会。到会的有100多位（多数是西方的）学者。由中国人参与主办，在西方国家开这样的会，这也是首次，对于扩大儒学在西方的影响，很有作用。
四是筹集经费。孔子基金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各拨给开办费50万元。两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共得财政部120万元的资助。财政部还拨给500万元，用于学术研究、修复“三孔”、建设曲阜“孔子博物馆”。我还请几个经济特区提供了数百万元的赞助。海外也有些捐款，先后计有包玉刚先生50万元人民币，李嘉诚先生70万元港币，希腊船王乐济世10万美元等。其他还有些国内外的捐助就不一一列举了。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