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是在新中国经历了30年探索之后，才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并组织实施的。恰恰在这近30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下江山的中国共产党，本来对资本主义就研究得不够透彻，又限于各种历史因素，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更是知之甚少。老实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之初，缺乏思想理论和具体方针政策的充分准备，缺乏同积累了长期历史经验的国际资本打交道的经验，缺乏干练的外经外贸人才，那时连水平较高的翻译都不够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又要求我们抓紧机遇，打开国门，把工作搞起来，而不允许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完善再行开始。办法只能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小平同志则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
对外开放和举办特区，是党和国家的新事业、社会生活中的新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阶段都听到过异议，都遇到过阻力。这些异议和阻力或源于旧观念、老框框的思想束缚，或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或是囿于部门、地方利益的偏见。对此也不能坐在那里去作经院式的讨论，待意见统一后再去行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践，在实践中取得和增强共识。小平同志很强调对不同看法不争论，而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对国务院特区办和各省办特区的同志也多次说过:第一是实干，第二是实干，第三还是实干，用实干的成果说服别人，争取同情，争取支持。我国在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在勇敢的艰苦的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从几个点上扎实起步，在探索中逐步展开，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大步伐。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要发生曲折，付出些“学费”，但一定要真正学到东西。关键是要在实践中精心研究和认真解决各种矛盾，不断提高能力和工作水平，及时地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每走一步都为下一步的过河奠定一块新的基石。
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不重视理论，不重视专家。恰恰相反，是为了及时总结经验，高瞻远瞩，全面把握发展进程。应该更重视发挥善于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的专家型干部的作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进出口委（同时也是外资管理委员会）从成立到机构合并时被并入外经贸部，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发挥了一批专家型干部的重要作用。比如副主任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等同志都有上海交大的背景，他们在培训人才、引进先进技术项目、发展我国的高精尖技术产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但我们共产党人要过的不止是一条河，我们要蹚过改革开放道路上关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河，同时也要不断总结经验，完成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到达胜利的彼岸。而对于已证明是僵化的错误的东西，应不失时机地教育全党予以拋弃，否则“左”的思想影响还会卷土重来。
（二）梯度推进。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南北中自然条件大有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对外开放，不可能全国齐头并进。我们先从毗邻香港、澳门、台湾，从众多华侨、华人祖居地的广东、福建做起；然后在工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科教事业较为发达，对外交通通讯较为方便的沿海地区展开；再推进到沿陆地边境、沿长江的港口城市和内地的省会、自治区首府等大中城市。1979年开始到1992年，经过13年的时间，在全国形成了有重点、多层次的全方位开放的布局。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举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组成的、实行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沿海开放地带，过去和今后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以上海浦东开发和开放为龙头的长江中下游开放城市，则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放的另一重点地区。陆地沿边的开放城镇，对开展边境贸易、振兴民族地区经济，与周边国家搞好睦邻友好关系，有重要作用。内地重要城市的开放，加强了内地联通囷际市场的力度，也加强了对周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中小城市的加工业可与大城市外向型的大企业配套），并加快了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城市化的进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次第展开、梯度推进的步骤和有重点、多层次的布局，符合我国国情实际和经济发展趋势，适应当代国际经贸活动的要求，也有利于总结积累经验，防止和纠正编差。进入21世纪后，对外开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结合，又出现了新的大发展局面。
今后除了采取上述地区性倾斜政策以外，还需要加强产业倾斜政策的引导，对于外商在内地投资举办农业项目、结合当地资源开发的深加工项目，要给以优惠支持。
（三）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通过简政、让利、减税，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等这些改革措施进行的，从而大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我每次到地方去，特别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山东的烟、威、青地区，福建的厦、漳、泉地区看到，无论是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国内的市场流通、对外贸易、吸收外资、人民生活等等，几乎一年一个样，每次去都看到有新事物、新气象。经济特区就更是这样了。
根据我做计划工作的体会，常想如果单靠国家计划安排的“盘子”，这些地区得到这样的发展实绩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块块”（即地方）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贯彻实施对外开放决策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今后“块块”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利益主体，广大人民生活所需的吃、穿、用，城乡建设的大部分项目，都要由“块块”去运筹规划，组织实施。把贯彻对外开放的实体放在“块块”上，利于使对外开放的成果直接落实到地区经济的发展上，从而产生蓬勃生动的实践。这也是一条成功经验。但是，对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建设，产业结构上的趋同，盲目攀比，外贸进出口、吸收外资方面竞相削价优惠，如此等等现象，应当认真对待，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克服。因此，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如何加强有效的宏观调控，是个十分重要、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按照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还要进一步调动国有企业发展对外经贸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同国际市场的联系。现在，国家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和重点科研单位，给予了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的权力，这很必要。如果能把我国一大批企业（企业集团）和大的科研单位推向国际市场，让它们在那里纵横驰骋，培育出像松下、日立、三星、飞利浦那样从事国际化经营的名牌企业，并使他们的拳头产品占领相当份额的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将会大大改变局面。
（四）培育市场体系，注重市场调节。
我国的对外开放所以进展较快，重要的一条，就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从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在髙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是难以设想的，至少许多車情会很难办。开放呼唤改革，又为改革创造条件。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中，主要抓了两大方面的改革：一是上述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二是突破计划经济的旧模式，注重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开放初期就提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对内搞活，即要求发挥市场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上的作用。特区创办之初就明确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特区的基本建设招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合同制、外汇调剂，建立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等等，都是不断深化改革的产物。开放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沿海经济开放区，都要强调改革先行，培育市场体系，搞活经济。确定沿海实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要求比照国际惯例，与国际市场接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央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特区和重点开放地区都以率先实施为己任，工作更加自觉和深化。现在回头看一看，在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抓住了培育市场体系、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优化了吸收外资的软环境，推动了对外经贸工作实务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广大干部经济思想的更新和运作本领的提高，也为我国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总目标，作了重要的探索。
（五）发挥海外侨胞和华人的作用。
1987年夏天，我会见一位外国朋友，谈起我国的对外开放，他说你们吸收的外资中，港澳和华侨的投资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我国吸收的外国客商投资并不多。我说，你讲的这个情况是迄今为止的事实，也可以说是优势所在。我国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侨胞，加上遍布世界的外籍华裔，超过5000万人。这是我国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有利的条件。中央很重视运用这个条件。
我国的对外开放，就首先安排在重要侨乡广东和福建两省起步，然后逐步推开了。为了发挥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许多部署，各级侨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我曾就贯彻落实侨务政策，专门向中央提过建议。我国实行开放以后，最先来投资的就是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华侨、华人中的企业家，他们投资的项目和投资的数量在一段时间里居于境外客商投资的首位。一直到20世纪末，即使在外国客商投资逐步增加的情况下，香港的投资仍占60%。
他们也带动了欧、美、日等国和地区的投资，在境外客商来华投资、开展贸易活动方面，他们起了先行示范作用，在增进中国和外国的相互了解方面，在我们学习当代世界经济方面，他们也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今后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应当从各方面继续做好工作，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六）善于洋为中用。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从经济上说，就是争取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吸收利用外资部分弥补了建设资金的短缺，争取了建设进度；通过引进和采用国外先进技术，推动了科技进步；通过扩展进出口贸易，取得了节约社会劳动的比较效益；在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中，带动了企业素质的提高；筛选和借鉴国外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起了催发的作用。实行对外开放，可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加快建设速度，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同时，实践又证明，要使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为我所用，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把我们需要的国外的生产要素引进来，并且把它变成良好的生产建设实绩，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做到洋为中用，得拿出真功夫，要苦练内功，发挥内力（比如我们只有培养了自己的技术集成，才能对引进技术有较好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能力）。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自身的努力，引进的东西就变不成丰硕的物质成果。对外开放一定要与调整产业结构、改造现有企业、提高科技开发创新能力、增辟财源、富裕群众密切结合，落实到增强综合经济实力上。这才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根本效益目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的看来是解决了的，但还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对于在吸收外商投资上，追求项目数量，忽视质量，热衷于招商签约，放松对已有项目的扶植和监管的现象；在引进技术上，重视引进，忽视消化、吸收的现象；在外贸出口上，重出口额，不注意提高效益和创汇率的现象，必须不断予以纠正。
(七）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
对外开放推动着许多地区的经济步步上升，走进了先富起来的行列。它们的发展路子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像深圳特区，依靠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依靠中央的大力扶植和全国的支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集中流入，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一种综合优势，创造了“深圳速度”。像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与香港地域相邻，方言相通，经济久有交往，劳务和土地费用相对低廉，从承接香港转口贸易的加工装配业务中逐步形成“前店后厂”式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像苏南即苏、锡、常地区，情况又不大一样。这里是在原来较好的城市工业和从20世纪70年代末逐步发展的乡镇工业的基础上，依托和运用上海的经济辐射，进而与外国资金、外国先进技术相结合，大搞企业技术改造，使之升级换代，大幅度增加了生产，扩大了出口。山东胶东地区，大体与苏南相同，但在发展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上投入的力量，可能更大些。尽管各自的路子、招数不同，但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各自从自身的内外条件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在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开拓自己的路子。这一点十分重要。凡是利用对外开放的条件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成果的，都得力于这一条。我认为，兄弟地区的经验是应当认真研究学习的，但不能脱离实际照抄照搬，更不可盲目攀比，跟在人家后面，盲目地搞这种“热”或那种“热”。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于经济发展无补，甚至造成浪费，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八）力戒骄躁。
1979年12月，我主持召开第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当时叫进口工作会议），强调对外开放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要想进入“自由王国”，必须刻苦学习钻研，不断探索。1988年3月，我在交班之前主持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又说：回顾对外开放的进程，也是我们的干部努力学习，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我迄今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对外开放，从事国际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同国际资本打交道，是一门科学。不但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专业造诣，还得有实际运作本领。对待科学问题，只能老老实实谨慎对待，来不得半点骄傲和虚夸。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我国的对外开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20多年来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失误，但也有写局部的偏差和挫折。其中有些是限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则主要是主观不够审慎所致。认为本地区、本单位、本人的工作有成绩，手中有经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是不了解情况，不体恤下情，不支持首创精神，从而固执己见，自行其是，往往碰大钉子。我们党的历史证明，骄傲是革命的大敌，是建设的大敌。改革开放也要谦虚谨慎，尾巴万万翘不得。还有一种思想表现，即脱离现实可能超阶段地提口号、画蓝图、要政策，听起来振振有词，想一想实不可行。这也是一种骄躁的表现，徒自引起思想混乱，甚至造成不良的对外影响，特别是不利于扎扎实实办好当前的事，也是要不得的。
（九）抓协调，促落实。
从1979年到1988年，我分管对外开放的10个年头里，前前后后主持起草、组织讨论、审査修改，报请批准，一共发出了16个文件，其中中央文件7个，国务院文件9个。我的职责是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关于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组织实施，贯彻落实。怎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具体去办，这就得有个可供操作的条条杠杠，来统一有关部门的认识和步伐，并且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的考虑，我认为注重调查研究、搞文件立规矩是十分必要的。上述16个文件是在特区工作、沿海对外开放工作、吸收外商投资工作和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等方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定的“施工技术组织设计”；是对有关地区、有关部门统一认识、组织行动的基本章法，进行检査督促的依据；也是对实践经验的逐步归纳和积累。这些文件是从实践中来的，又推动了实践，至今有许多内容仍然在实际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干工作绝不能光关起门来搞文件、立规矩，而是要通过调査研究、组织讨论、充分论证、起草文件、发出文件、督促贯彻文件来完成中央交给我的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协调、仲裁”的任务，从而推进对外开放的事业。为此，我有计划地在工作中组织了两个班子。第一个是研究筹划的班子，主要任务是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有关开放的大政方针，联系地区、部门实际具体化为重要行动措施。这个班子先后是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经济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沿海开放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国务院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名称虽几经变化，而参加的成员、部门都还是国家计委等经济综合部门和财政部、外经贸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业务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人员也是相对稳定的，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长期与我一道工作。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中，这个班子既是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的智囊团，又是实施中央决策的枢纽。第二个是办事的班子，即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它是党中央、国务院管理对外开放工作的办事机构，也是我和上述研究筹划班子依托办理日常工作的机构，受我的直接领导，由国务院协助我工作的一位副秘书长具体管理。我要求这个机构人不要多，官不要大，不与人争权，重在深入调研，勤奋工作，勇于任事，从参与决策研究到沟通协调检查督促，样样都得任劳任怨地干好，讲求效率质量。应当说，这些同志基本上达到了我提出的要求，办了大量的实事。我对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十）时刻不忘“两手抓”。
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打开窗户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清除难免飞进来的“苍蝇、蚊子”。有所引进，有所抵制，这是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对外开放的成败，必须时刻抓紧，丝毫不能放松。在我分管对外开放工作期间，每个文件，每次讲话，每到一地检查工作，都要将此事列为重要内容。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严肃认真进行了处理。从实践上看，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同时，我也感到硬任务确实抓得很硬，软任务则相对抓得较软。与物质文明建设比较，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还不够理想，而且有许多隐忧。作为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过来人”，我经常为此而不安。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思想导向和智力支柱，我国的对外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持“经济搞上去，一俊遮百丑”的态度。如何抵制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如何淸除社会丑恶现象，如何厉行廉政、端正党风、严肃法纪，保持党员及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如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都亟待抓紧抓实，并且要长抓不懈。这是个大问题。
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应该老是被动地“防”，而是应该在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并指导我们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吸收了其他国家、民族的长处而得到发展和兴盛的。我们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当时对外是很开放的。近代以来，对外开放对于我国来说，更是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曾经站在时代发展前列的先哲们，从林则徐到孙中山都曾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党和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带领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在这个方面进行开拓。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引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变化，随着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增强，发达国家进行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了资本流动，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出口，为我国借助外国生产要素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寄语目前在岗担负重任的同志们:解决新课题，完成新使命，把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推向水平更高、成果更大的新阶段。后人应当也完全能够大大超过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