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这个重大步骤，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必然发展。1979到1987年的实践说明，沿海开放地带发展经济的活力有所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广东、福建两省面貌大变，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1987年，广东省的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福建突破310亿元，都比1978年增长两倍多，超过了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广东1987年出口额达到55亿美元以上。早办的4个经济特区初步走上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轨道，通过2000多家内联企业和其他方式的经济联合，发挥着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14个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增强国际经济技术联系，加快了科技进步和技术改造的步伐。
纺织、轻工日用品、电子元器件、家用电器、船舶制造等行业，基本结束长期技术停滞局面，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技术进步促进着外贸出口，1987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外贸出口额比1983年增长78%。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各市、县，贯彻贸一工一农方针，使原来就较活跃的城乡经济，焕发出新的生机，乡镇工业更新换代，创汇农业勃然兴起。所有这些都说明，实行对外开放是振兴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也使那些未开放的地区纷纷提出开放的要求，特別是党的十三大之后，找我谈这个问题的地方同志接踵而至。
采取这个重大步骤，又是在科学分析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在世界经济发展中，随着劳动费用条件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是向劳动费用低的地方转移。在亚太地区，早期是从美国向日本转移，以后又向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转移。那两次转移时，我国还没有开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发生了新转移，日元、台币升值的因素，更加推动了这个转移趋势。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较高、劳务费用低廉，交通和基础设施经过80年代以来的建设，基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类似，特别是科技开发能力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强，对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很有吸引力。这是非常有利的机遇。因此，我们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沿海地区要积极抓住这个机遇，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等加工出口贸易。同时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接纳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带来的资金、技术和销售渠道，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做就可以发挥沿海劳动力优势和加工技术的优势，发展以产品为载体的“劳务出口”，参加国际市场的交换和竞争，从而促进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内地经济的振兴。1987年底，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肯定了这些意见。小平同志批示：“完全赞成，特别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貽误时机。”
明确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战略目标，是对沿海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揭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外贸出口、发展其他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等项业务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处理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重要方针。可以说是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使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为贯彻这项决策而筹备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是与研究确定这项决策同时进行的，差不多做了半年的工作。1987年7月，我就要求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把筹办海南特区和准备召开这次会议作为下半年的两项主要任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沿海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要他们研究基本思路，拟订政策框架。经过一番工作之后，到10月初有了份初步资料。为了配合党的十三大召开，《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搞了一篇《国务院负责同志谈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对外开放》的专稿，刊登出来，反映了大致端倪。关于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具体政策杠杠，在协调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当时已任代总理的李鹏同志召开国务院办公会作了讨论，集中为《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共有13条。包括扩大沿海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审批权限（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项目批准权限，都扩大到3000万美元以下）；鼓励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方式，对老企业进行部分或整体的嫁接改造；沿海省、自治区、市人民政府可以批准有条件的企业经营进出口业务（后在治理整顿中停止执行）；改进进料加工再出口的外汇周转资金；放宽外汇调剂，沿海地区各类留成外汇和“三资企业”的外汇可以相互调剂；组织科技力量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服务等等。这个《补充规定》，在沿海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又征求了各地同志的意见，作了些修改后，报国务院正式批准下达。
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哪些市、县，是地方同志十分关心的。广东、福建沿海的市、县基本上都划入（主要是粤东、粤西和福建的福州市和莆田市所属各沿海县），江、浙的沿海县有条件的也划入，对此各方面都无异议。辽宁、天津环渤海各市、县划入，大家也都赞成。除此之外，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浙江的杭州、绍兴市及其所辖的若干县，虽然不是沿海，但有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应划入，有关部门都认为可行。问题是山东半岛，究竟西头划到哪里，是济南还是淄博？河北的秦、唐、沧地区哪些县要划进来？还有沈阳市箅不算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很费了些功夫。山东的问题是我拿的主意：淄博、潍坊两市划入，济南暂不划进。为了解决河北的问题，1988年春节后的第5天，我就去了石家庄，同河北同志商定，秦、唐、沧三市和沧州地区的沿海县都划入。沈阳的划入是会议结束时才确定的。其他，从条件上看，谁划入谁不划入，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大概其”就是了。事实上过不久就有调整增补，山东的济南市、福建北部沿海的福鼎、福安两县，浙江的舟山市后来也补进去了，效果是好的。后来又做了些填平补齐工作，比如山东黄河口三角洲上的东营市和滨州地区的沿海县垦利、利津、广饶、沾化、无棣等，’当时我有意暂不划入，以后几年工农业生产上来了，公路交通也有明显改善，东营市还建了港口、机场，有条件搞外向型经济，在适当时机可以批准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其他省有类似情况的，也应给以解决。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这样做对当地发展经济作用甚大，对宏观全局并无负面效应，何乐而不为呢？
这次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是我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分管对外开放工作期间，主持的最后一次全国性会议。会议开始时我作了报告，回顾了近10年的对外开放历程及其重要经验教训，对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出了基本指导原则、重点工作要求和应当把握的关键环节；强调要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强烈的紧迫感，树立长期艰苦开拓的思想，拿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改善投资环境（重点是软环境），紧紧抓住增加出口创汇，致力于深化改革，发挥内部潜力，注重效益、效率；要求上海、天津等大中型沿海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前列。报告最后说，我国的对外开放，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在各地区、各部门努力之下，逐步开拓，扎实前进的。今天的局面，同1979年开始时大不一样了。有了这个基础，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新部署，通过大家的努力，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定会在不断克服困难、解决各种矛盾中取得丰硕成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目标将会变成生动的实绩。我有这个信心，同志们也会有这个信心，并且会下决心去创造这个未来。
因为我即将在当年4月国务院换届中退下来到全国政协工作的消息已经传开，我的这个报告在会上被同志们戏称为“告别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