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经济特区起步建设的时间前后不一，1984年由于全国扩大开放的推动，都加快了发展步伐。这一年，4个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共计42.9亿元，其中工业37.3亿元，财政收入7.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36.7亿元，接待国外游客110万人次。与1980年相比，分别增长1.9倍、2.3倍、21.4倍、4.2倍和7.9倍，经济发展很快，势头很好。
可是我更注意它的缺点和不足。我当时感到突出的：第一是基本建设战线拉得长了，摊子铺得大了，深圳尤为如此。1984年基建投资达20亿元，而且非生产性项目摆得多，造成经济生活绷得过紧。
第二是产品出口上得慢，1984年4个特区加起来才4亿多美元，办起来的许多生产项目，产品内销部分较多。当年进口大于出口10亿多美元。第三是利用国内外差价，做倒手生意，违法经营牟利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内地的非议。特别是第四，对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特区发展方向，产生了不同议论。
从1979年到1984年底止，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为特区发的和含有特区工作内容的文件共有5个。这些文件对于特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再指明：“利用外资为主”，“举办工业生产项目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要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基本思想是很明确的。但是，在深圳特区工作的一些同志，还有几位专家、学者，一直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深圳发展工业的条件差，产品以外销为主与客商投资目标（产品进入大陆市场）相悖，主张把深圳建成金融、商业、外贸、旅游中心。而且这种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特区要搞第三产业，金融、商业、外贸、旅游都要发展，但必须以工业为主，相应发展其他产业，成为以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的外向型的特区。没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的工业，经济根基打不牢，出口无货源，引进消化先进技术没有载体，其他产业也发展不起来。至于建成国际性的金融、商业、外贸中心城市，当时内外都尚未具备条件。因此，这种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相悖的议论，是不可取的、不现实的，徒自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踟蹰，很不利于实际工作。
自从觉察到这些问题，就想开个会统一认识和行动。本来计划在1984年6月召开，但那时忙于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未能实现。直到1985年2月下旬，我才腾出手来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全国开放的好形势，讲了特区的新进展，也指出了若干需要认真注意解决的问题，包括基建铺的摊子大，消费资金增长过快，还有违反政策发不义之财等等。我说，人们对这类事是不满意的，在新形势下更不能等闲视之。我强调，特区不能满足于盖大楼，不能只是个一般的工业城市，要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特区；产品能进入国际市场，能为国家的出口创汇，能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在这方面，要作很大努力，有个明显的突破。为此，从今年开始，要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
我在这个会上，着重于引导，没有怎么枇评。可是，解决一种倾向性问题，也不那么容易，会是开过了，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气氛并没有加浓。有的特区还是照他们想的干。1985年，深圳铺的建设摊子更大，计划安排比1984年实际增加40%，上年结转和新安排开工的项目达到435项。我在开过特区工作座谈会后，3月奉命出访巴西、委内瑞拉，4月回国后就患了严重眼疾。以上消息传到我耳朵里，很想去实地了解研究，但无法成行，于是给深圳负责同志传去一个书面的东西，重申我在2月会议讲的要压缩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着重抓生产，大力出口创汇等意见。强调要向着办好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综合性特区作刻苦的努力；要允许人家批评，虚心听取人家的批评，据以改进自己的工作，不要固步自封；对纠正不正之风，市委要十分重视，下功夫抓好，绝不能干那些违反政策、遭受谴责的事。
这个书面意见传去后，效果还是不大理想。我意识到一般地谈谈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系统地做工作了。我眼疾渐愈后，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一是，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副院长率领一个专家小组，在深圳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关于特区发展战略的调查论证，写出了一本系统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二是，请曾在广东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根生、于明涛去特区调査，与当地领导交换意见做工作。三是，就袁宝华同志的一份特区调査，组织有关部门讨论，统一认识。宝华同志这份报告和上述社科院的调查论证一样，明确提出特区要朝外向型经济发展。他的报告说：特区不仅要有“吃饭产品”，还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优势产品。他建议，把电子、航空等工业部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深圳建立元器件科研生产基地，既有利于我国电子产品的开发和出口，也可弥补香港的不足。四是，委托周建南同志和何椿霖同志在深圳召开外向型工业发展座谈会，主要请在深圳办有内联外引企业的部门参加，通过“条条”做这些有强大技术和管理后盾的企业的工作，让他们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起骨干作用。
1985年12月25日到翌年1月5日，我受国务院的委托，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福建两省，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国务院29个部、委、办、局的负责干部近200人。我召开过多次讨论经济特区工作的会议，这是到会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
会议半天讨论，两省和各特区、各部门都发了言；半天参观生产和出口搞得好的企业。事先，我组织国务院特区办准备的《关于经济特区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研究提纲》发到会上，作为讨论的引子。会上的发言，充分肯定了特区举办5年多来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也具体指出了前进中出现的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近两年年（1984、1985年）基建投资规模偏大，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缺乏通盘规划；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干部职工队伍的素质同建立外向型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不少企业出口创汇能力还比较弱，外汇平衡存在困难；办事效率较低，信息反馈不灵；少数单位违法经营，有的案件还相当严重。会上也提到，国务院有关部门也有些具体规定，对特区实际照顾不够，需要改进。
会议一致认为，经过前几年打基础的工作，特区在“七五”期间应当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努力建立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会议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了5条具体要求：
——特区的产业结构以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业为主，工业投资以吸收外资为主。
——产品以出口为主，瞄准国际市场的需要，开发一批竞争力强、稳定、适销的拳头出口商品，争取工业制成品60%。以上能够外销，做到外汇收支平衡，并有节余。
——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收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特区的人均国民收入要进入全国前列，在财政上缴、外汇上缴方面要给国家多做贡献。
——加强智力开发和文化建设，培养和引进人才，全面轮训各级干部，大力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培养一大批中高级技术业务骨干。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运行机制，进一步搞活企业，并努力建立完善的宏观控制和调节系统。
会议强调：各特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要从前几年搞建设、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为了支持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会上还研究了国家需要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性措施，主要有以下五项：
——特区的内联企业，按15%的税率在特区缴纳企业所得税，从获利年度起5年内解往内地的税后利润，免除补缴所得税。这是为了鼓励内地与特区合作举办出口企业。
——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收汇和经营业务收汇，全部保留现汇；国有、集体企业凡经营进出口业务的，都可按业务需要报请批准后保留部分现汇。这是为了支持其进入国际市场。
——积极支持特区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出口产品，要简化手续，由主管部门到特区就近审批发证。
——特区进口供应区内市场销售的物资、商品（不含国家控制进口目录中的商品），每年由广东、福建两省审定限额，报国务院特区办、海关总署核准进口，并减半征收关税，但不得销往内地。
——对特区发展外向型生产，国家银行在信贷资金上给以支持，安排给特区的信贷指标，不计入广东、福建两省的信贷控制规模。
会议结束时，我作了总结讲话。与以往我在特区谈话、讲话不同，我在这次讲话中批评话说得较多，而且主要是对深圳。我说，在4个特区中，深圳建设起步早、发展快，工作成果和经验也较多，对我国改革开放有贡献，为国内外所瞩目。中央领导都给予了肯定评价，我也多次讲过。深圳的成绩是明摆着的，谁也否定不了。不管国内外什么人怎么说，我对深圳的成绩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从未动摇过。但是话不能只说到这里，当前更重要的是严肃正视和认真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去年春节，我在这里开过会，要求认清形势，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爬好一个坡，更上一层楼”。
一年过去了，我本来想听听你们“爬坡”的经验，在“上楼”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可惜在这方面听到的内容不多。我要坦率地讲，看来深圳对那次会议提出的问题，没有认真解决。市领导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铺摊子、扩大基建规模上。我长期搞基本建设，在压缩基建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基建战线长了谁都承认，但让我这个项目下马不行。华君武有幅画讽刺这种情况：一匹马，上面骑了五六个人，每人都打着一面小旗，上写“你下我不下”，结果把马压垮了。不能总讲“我这个项目是很需要”，还有个国家整体承受能力问题。非得有“壮士断臂”的精神才行。这些话也许说得重了。我反复考虑过是不是要向大家公开说这些，后来决定还是说，如果我不讲，那就是失职。
我在总结讲话结束时，强调搞特区要从搞基建、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为此要发扬“开荒牛”的精神和劲头。我引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办特区是一种试验，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是新事物，需要在实践中精心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我们一定要像“开荒牛”那样，笃实力行，做好工作，把这个试验搞成功。到本世纪末，把特区建设成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区，在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起到显著作用。
会后，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整理了《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在与有关部门协调意见后，于1986年2月7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审定，以国发[1986]21号文件批发全国。
有一个会上讨论过的问题没有写入《纪要》，这就是发行特区货币问题。这个问题，从1981年就提出来了。从那时起到1985年的4年中，反复作过研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同志，对此花了不少功夫。一些经济学者、金融专家都参加过调查论证，甚至还做了币样设计（图案是炎黄二帝像）。从特区的发展看，发行一种在特区流通的可以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有其一定的作用，但是需要国家提供巨额外汇作为发行基金，而且发行之后如何管理，是只在深圳发行还是4个特区都发行，如果在4个特区发行，就将在其他开放地区以至全国引起连锁反应，涉及面很宽，问题相当复杂。再三考虑，还是暂且搁置为宜。
这次会议是经济特区开拓前进的新起点。各特区统一认识，认真贯彻落实。坚决调整投资结构，按照“压”与“保”相结合的方针，缩短基建战线；着重发展工业生产，改善品种质量；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外贸出口；清理整顿公司，克服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雷厉风行，抓得很紧。那一年，深圳果断地从基建计划中削去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51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了30%，撤并了数百家经营不规范的公司。不过，工作重点转变中的“阵痛”也不小。上半年，由于压缩基建，控制社会消费资金，特区市场很不景气，宾馆入住率下降，饮食业清淡。一时舆论哗然。特别是海外有些传媒火上加油。什么“深圳办先进工业难于上青天”，“特区工贸不景气，前途堪虑”，“谷牧对深圳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等等。出主意进言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也有之。我说，对好的建议和中肯的批评哪怕是比较难听的话，要认真加以研究吸收，对那些无根据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乱言，可以置之不理。要认准一条道，坚持按照中央批准的方针认真去做。结果是“阵痛”之后，当年就听到了“落地婴儿”的欢啼。
1986年，4个特区工农业产值76亿元（工业产值67亿元〉，比上年增长24%，有300多家新工厂投产。外贸出口达1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其中深圳达到7.25亿美元。126家企业年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其中22家超过500万美元。
1987年2月6日到10日，我又在深圳主持召开了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算起来，这是我分管开放和特区工作期间，主持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特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回顾了1986年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更加明确了要进一步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合，精心筛选和引进创汇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生产项目，致力于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积极探索国际化经营，把产品出口更多更好地抓上去，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不断扩大阵地。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国务院于1987年4月11日以国发[1987]30号文件批发。在国务院审批这个《纪要》的会议上第一次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分开，土地使用权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实行有偿出让和转让的问题，由此开始在全国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各经济特区从此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到“七五计划”结束的1990年，4个特区工农业总产值，由1985年的61.8亿元上升到305.6亿元（其中工业产值296亿元），翻了两番多，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由1985年的10.8亿美元上升到41.7亿美元，接近翻了两番，成为全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热点；年外贸出口额，由1985年的8.17亿美元增长到46.8亿美元，翻了两番半，当年出口大于进口12多亿美元，成为全国的新外贸基地。外向型经济初步入轨上路，基本实现了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而且，4个特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各具特色的进展。深圳开创的局面最大，发展较为全面。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利用外资居首，外贸出口仅次于上海，过去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成为世界经济词典中的名城。珠海从一个海滨渔镇，变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区；围海造田，开垦荒坡，补偿工业和城建用地（新增土地为建设占用土地的8.5倍），开发创汇农业，获得明显成就；特别是加强统一规划和严格管理，建成了风格秀雅的园林般的城市，更为中外所称道。汕头特区艰苦创业，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实事求是，注重效益，从小步紧走开始，逐渐转为大步前进，在带动潮讪地区经济振兴中作用明显。厦门着力按照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改造老企业，大力开展对台经贸往来，使这个古老的港口城市焕发青春。
在我国举办经济特区这个问题上，应当说共识是不断加深的。开始对“要不要办”认识不一，到1984年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后来又有“能不能办好”的疑问，1985年、1986年对此议论较为集中。从1987年起，特区的实绩越来越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现在回头看一看，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特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哪些重要的功能呢？
第一，特区是我们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前沿。
由于各种历史因素，我们实行对外开放之初，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知之甚少。因此，必须下大气力努力观察研究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发展变化规律，学习同有400多年历史经验的国际资产阶级如何打交道的本领。特区所处的毗邻国际市场的区位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特殊经济体制造成的社会环境，为这种观察、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可在实践中动态追踪的场所。特区的发展对中国如何利用国际交换优化生产要素组合来发展经济，如何借鉴国外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和方法来完善经济管理，如何在对外交往频繁的情况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课题，提供了宝贵经验，锻炼培养了一批人才。今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区还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全世界实行的；同时又是从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出发，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特区起了先行探索的作用，它的政策和经验已被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加以推广运用。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组成的沿海开放地区，担负着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任务，要在全国最先建成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开放式的富庶文明地区，并带动内地的经济振兴。在这一格局中，处于开放前沿的外向型经济起步早发展快的经济特区，担负着排头兵的历史使命。
第三，特区是通向国际市场的特殊渠道和发展对外经贸的新基地。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我们需要多条渠道。经济特区就是一条特殊渠道。它取得了卓著的吸收外资成果，大幅度增长的外贸出口实绩，在向内地传递国际经济信息、转让先进技术、介绍对外经贸合作项目、培训现代化管理人才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内地实行优势互补、发展着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经济技术联合。经济特区成为发展对外经贸的新基地，使我国南方沿海地带增加了新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对外口岸，对国家对外经贸事业起着重要的促进和支撑作用。
第四，特区是改革的试验场。
我国是人口众多，经济底子薄的大国，进行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没有可以援引的现成模式，只能通过试验逐步实施。这种试验，需要在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中单项进行，更需要在一个地区利用地缘的、人文的诸多条件综合进行。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的四个经济特区，所在地理位置原本就接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元代的泉州、明清两代各的广州），有深厚的海洋文化的传统，又有众多华侨。他们是联系海内外的纽带，这些是特区进行改革的特有的、得天独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在改革方面进行综合性试验的适宜场所。同时，特区的发展也强烈呼唤不断深化改革，要求“新事新办，特事特办”。它在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可在内地推广，某些不成功之处的副作用也不致影响内地。比如，建筑工程实行招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使用干部采取聘用制、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建立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等等具体实践经验，已在内地普遍实行。更有重要意义的是，特区坚持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方向，为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今后，随着特区改革和全国改革的继续深化，这种试验场的作用还应进一步发挥。
第五，特区是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集中展示。
国内以特区作窗口观察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通过特区观察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特区，已成为海外各界人士来华参观考察的热点，成为国际社会观察研究当代中国的活标本。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展示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作的努力；特区的成功创办和迅速发展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以及所带动和彰显的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对于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保持香港、澳门的稳定繁荣，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交往，逐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祖国统一大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进程中，特区要更深刻地认识自身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显著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