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小平同志从北京到广州后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现在我要来看一看。小平同志到深圳，听取了市委、市政府的汇报；登上罗湖区的国际商业大厦，观看了深圳建设的全景；视察了中国航空航天技术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村、蛇口的微波通信大楼和中外合资华益铝业公司；在珠海视察了香洲毛纺厂、狮山电子工厂、九洲港、石景山旅游中心。在厦门，小平同志视察了东渡港码头、髙崎机场、湖里工业区、厦门大学等单位，还冒雨参加了植树活动。他随后到上海视察了宝钢工程。
小平同志为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又为深圳补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厦门他听过市委、市政府的汇报后，又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些”。小平同志的这些题词，再次表明了他对举办经济特区决策和实践的肯定，也对特区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小平同志于2月17日回到北京，24日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他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这篇内容广泛的重要谈话大部分是关于特区和对外开放方面的。要点有：
第一，小平同志积极肯定了特区发展的成就。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珠海很有发展前途。”
第二，小平同志进一步论述了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他说，这次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有些投资项目现在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从长远看有好处，会有收获的。”
第三，要扩大厦门特区。小平同志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第四，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小平同志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第五，积极开发海南岛。小平同志说，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小平同志的这篇重要谈话，中央传达下去后，全党、全国精神为之大振。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把研究贯彻实施的任务交给了我，要求在做好准备的基础上召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同志开会，进行部署。我认识到小平同志下了决心，中央领导层认识一致，进一步给对外开放开辟了前进道路，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贯彻好这项重大举措。为了筹备开会，我于3月3日到6日、3月10日到18日，先后到天津和大连这两个准备开放的较大的沿海港口城市做调查。在这两市的调查中，我感到有四点要把握住。一是，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必须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把开放的成果落实到提高产品水平、技术水平和企业素质上来。二是，这些老的经济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欠账太多，创造一个较好的投资环境短期内难以收效，有条件的城市可以考虑先办个小区，集中力量建设水、电、路、通信等硬件环境，搞好管理服务，形成吸收外商投资的“小气候”。这就是后来批准举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是，拟开放的各沿海港口城市情况不同，不能一刀切，要分类指导，一个个审批开放方案。四是，首先要训练干部，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我把这些设想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汇报，大家都表示赞同。
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到会的有辽宁、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和有关省辖市及经济特区的负责同志，还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40多个部门的负责干部。由我和胡启立同志具体组织。
会议开头，我作了个引导性的发言，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回顾了实行开放以来的情况。
我说，我国的对外开放只是开了个头，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当时，我国实际使用的国外贷款，主要的一笔是借用商业贷款75亿美元，支付引进22个大项目的欠款，而且已基本偿还；使用国外政府长期贷款只有44亿美元。到1983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5.8亿美元，其中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有8亿多美元，“三来一补”和融资租赁8亿多美元；广东（包括特区）有10亿美元，长江以北沿海的鲁、津、冀、辽四省市只有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在天津只有14家，辽宁全省只有3家。这些情况都说明，对外开放仅是刚刚起步。我强调一定要深刻理解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迈开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改革，放宽政策，以调动地方、企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改造老企业，更新传统产品，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同时，我又强调，开放一些沿海港口城市，是涉及面很宽，政策性很强，有国际影响的大事，既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干劲，又要有周密的部署，以积极扎实的步骤，过细地去做工作。针对准备这次会议过程中各地区已经提出的问题，我讲了几点具体意见：一是暂不办新的经济特区；二是资金要多方筹措，不能指望国家开多大口子；三是要根据条件，逐步放开，逐步地上，不能齐头并进；四是经济特区要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自加压力，走在前面；五是重视人才培训；六是同步抓紧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原来，国务院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顾虑开的口子太大，铺得面过宽，引起综合平衡上的问题。我讲了之后，有位部长说，照谷牧同志讲的这样具体实施，我们就放心了。
这个会，开了10天，下午准备或分别交换意见，上午集中发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气氛热烈，到会的省、区、市负责同志，一个个发言，讲学习小平同志谈话的体会，讲本地区的打算，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要求、意见和建议。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到会听取发言，同大家一起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谈到开发区的名称问题时，一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当时在天津工作的李岚清同志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引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支持并被会议所采纳。会议结束时，小平、先念等同志同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小平说抓对外开放要靠明白人。”这是对全体与会者，也是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迄今为止，这是规格最髙的一次对外开放工作会议。
会上，地方同志很关心究竟开放哪几个沿海港口城市。在2月24日小平同志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已初步议定了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烟台、宁波、温州、北海8个城市。会议期间，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同志赶来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增列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广东、福建的同志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这倒不是忽略，只因这两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已经开放。这次也吸收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这时，起草文件的同志向我建议: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只有秦皇岛未列入，似应补进。我同意了。就这样，开放了沿海14个港口城市。
会议发言讨论的同时，我即组织国务院办公厅特区组起草会议纪要草稿。这个稿子以小平同志谈话为指针，写进了我在天津、大连的调查成果，集中了会上的好意见。除此之外，还吸收了1981年12月国家进出口委召开沿海9省、区、市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归纳的一些意见。起草这个纪要稿，很下了一番功夫。在多次分别向地方到会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同志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交会议正式讨论。在10天会议期间，大小修改共五易其稿。
座谈会开过之后，4月23日上午，我在杭州西湖汪庄，向陈云同志汇报了讨论开放沿海城市的情况和地方与部门同志的反映。他完全赞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强调在实施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我在当天报告了中央。随后，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于5月4日以中发[1984]13号文件批发全国。
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不能指望中央拿很多钱，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权，让其有充分活力去开展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区，要按照会议《纪要》，制订具体措施，加强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指导检查，保证中央这项重要政策的贯彻实施。党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谷牧同志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为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力量也要加强。
对我来说，身上的担子加重了。虽然，为了开好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我已经很花费了些力气，但仅仅是工作的开始。当年从4月到年底.可能是我在改革开放时期工作最忙的一段时间。围绕着贯彻落实小平同志谈话和会议《纪要》，我在这大半年中着重抓了10桩事情。
——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这是在原来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有国务院15个部门（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经贸委、财政部、物资部、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工商局、国家外汇局、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国家旅游局、国务院特区办）的负责同志参加，成员相对稳定。明确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经委副主任马仪、经贸部副
部长魏玉明、体改委顾问廖季立、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等同志作我的助手。这个办公会，当年就开过12次。
——报经国务院批准，在国务院办公厅特区工作组的基础上，于当年8月正式组建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管理沿海开放和特区工作的直城办事机构。由何春霖同志任特区办主任，胡光宝、张戈同志为副主任。
——与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商定，在三年内每年分别拨给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一笔技术改造外汇使用额度，上海3亿美元，天津2亿美元，大连1亿美元，广州、青岛1000万美元，其他为500万美元。后来调整为原定3年的总额不变，分5年拨给。
——委托财政部会商有关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规定沿海开放城市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业的所得税减按24%征收。
——为了改善沿海开放城市的投资环境，委托邮电部制订1985年前根本改变邮电通信状况的方案。所需建设投资，关于长途电话、用户电报由国家计委在计划中安排，市话由有关城市自筹解决。
——根据山东的要求，报国务院批准，将时由烟台市管辖的威海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确定龙口港对外开放。
——根据辽宁的要求，报国务院批准，确定营口市执行沿海开放城市的部分政策。
——在深圳办了两期经济开发研讨会，训练沿海开放城市的领导干部和有关业务负责干部，共160余人。
——委托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同志，于11月在香港举行了有14个沿海开放城市、4个特区和海南岛参加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逐个审批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方案。在这件寧情上，花费的力气最大。为了切实做到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我坚持下去做实地考察，5月去宁波、温州、南通，6月去广州、北海，7月去大连，8月去秦皇岛，9月去烟台、青岛，10月去天津，12月去福州。14个城市，我跑了12个，只有湛江、连云港未去。在南通时，听连云港的同志作了汇报。每到一处，我都要听取他们关于开放准备情况和工作规划汇报，考察开发区的选址，研究工作主攻的方向，深入交换意见。回京后还要一个个审査他们的开放方案，与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商，协调意见。工作量相当大。这桩事一直到翌年2月份才办完。
1984年开始，我抓的另一桩重要事情，是检查总结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情况，后来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实行这项举措的期限延长了5年（从1985年延至1989年）。
广东、福建两省从1980年起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一度议论较多，说是对全国经济有冲击，特別是在1982年那段时间里。当时，我同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做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有些事办起来有困难，暂时缓一缓，先办能做的事。1984年初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改变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意见也没谁公开提了。两省的确从1980年以后，经济发展较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迈出了较大步伐。从1980年到1984年底，两省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亿美元，占全国的40%以上；两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5年总计268亿元，超过1979年以前10年的总和；5年中工农业生产平均递增9%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髙，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也增强了。实践证明，中央的这项决策是正确的。按照原来的规定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到1985年底5年期满，下一步如何办，应当加以研究。在对外开放的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的情况下，也有条件进行研究了。
经过一番准备，12月3日到7日，我在福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到会的有广东的任仲夷、吴南生、杨德元，福建的项南、马兴元、胡平等负责同志，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等部门都派了负责干部参加。到会同志对大的原则取汲共识，一致认为：全国的改革和开放正向更广阔的领域展开，在新形势下，让广东、福建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不但对两省和全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稳定香港和完成袓国统一大业也有积极作用。会上，还对有关政策措施提出了补充性的修改意见。大致有：
——提高建设项目审批限额，两省使用国内自筹资金建设规模在1亿元以下的项目、利用外资建设
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凡生产建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由两省自行审批。
——搞活金融，两省可以试办地方金融组织，也可称银行（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开业，1988年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开业）。经国务院批准，可在国外发行债券。
——增大外汇留成比例。外贸出口收汇留成比例由25%。提高到30%。
——扩大外贸经营权。两省的出口计划，以省为主制订，报经贸部平衡，出口货物需要的配额和许可证，由经贸部按核定的省出口计划，切块下达。两省在国家统一政策指导下，自主经营蔬菜、水果、塘龟等鲜活商品的出口。
会上意见不大一致的是，海关代征进口工商税如何办，原定以1979年为基数，超收部分全部留省。
当时每年只有几千万元，1984年已增至5亿元左右，是全部收回中央财政，还是仍给地方留一些。这涉及实际利益分配，财政部同志和两省的同志各执一词。我说，这件事在这里不能说痛快话，要两者兼顾，带回北京解决。接着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一次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讨论两省工作，对在福州讨论的有关政策措施问题作了协调，提高了海关代征工商税的上缴比例。报经国务院批准，发了会议纪要（国发[1985]46号文件）。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这样又延长5年。到1989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两省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省，有关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内容，归入综合改革的序列。
就在上述两省座谈会举行期间，中央领导同志有个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的构想。我国沿海地区大约有2亿人口，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地处沿海，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工业基础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历史上就与海外有广泛的交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开放政策，首先把门打开、把经济搞活的是沿海地区。在建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基础上，还应当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构成个北起大连湾，南至北海市的对外开放地带和进出口的重要基地，在四化建设中进一步发挥沿海地区的作用。
我想，福建东南部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发展水平虽然比不上珠江和长江三角洲，但是条件类似，也要考虑列为扩大开放的对象。我把这个想法与到会同志商量，他们极表赞成，遂即报告中央领导同志。
我在福州开过两省座谈会之后，又到厦门、泉州、漳州、汕头看了看，12月下旬回到北京。这时，中央已同意把闽南三角地区和珠江、长江三角洲一齐开放，要我组织有关部门和地区拟订具体政策措施，进行部署和贯彻。我和特区办的同志商量，分两步走，先开个预备会，找有关地区和部门的业务干部参加，为拟订政策措施意见做好准备，然后再召开有关省、直辖市参加的会议作部署。
预备会于1985年1月14日到16日召开，学习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听取了大家的思路和意见，在此基础上，理出了几条意见。1月22日，我组织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集中起来的主要意见是：
——在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要从小到大，先小三角，后大三角。厦门等市区和一些重点县和县级市（经反复研究，共59个市、县），要以点带面。点就是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闽南的泉州、漳州，珠三角的佛山，面就是所辖广大乡镇和农村。
——沿海经济开放区，要按照贸一工一农的方针发展经济，即以进入国际市场为目标，从拓展出口需要安排生产。要搞好技术引进，加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要发挥这几个地区城乡商品经济活跃、加工技术较高的优势，致力于深加工、精加工，“梳装打扮”，增值出口。
——沿海经济开放区比照沿海开放城市的有关政策，并办好“工业卫星镇”，但不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搞计划单列，也不另拨外汇使用额度。
——逐步扩大外贸进出口经营权。省政府可向国外派驻经贸机构。
——为了引进和推广种植和养殖业的良种，可选择适宜的海上岛屿或江心沙洲，建立农业试验隔离区，进行引进优良种苗试验和推广年内免征一切税收。
——为了筹集资金，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可在当地发行专项债券，集中群众手中的零散资金，用于经济建设。
——扩大开放与加强管理同步进行，以科学的管理指导开放，促进开放，保障开放。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我就上述几点作的汇报，认为是积极稳健的，一致赞同。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我于1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会后报经审批，1985年2月10日，党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5]3号文件批发全国。
彭真同志一向关心和支持对外开放。1985年1月中旬，他要我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工作情况的报告。我在报告中，也讲了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计划。到会的人大常委分组进行讨论，完全赞同我代表国务院讲的意见，认为对外开放富国利民，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
1984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崭新局面。如果说在此之前的5年（1979年到1983年）属于试点起步，那么这一年就从南到北在沿海地区大步向前推进了。而且在实践中，还探索到了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种除特区之外的新的开放模式，初步铺开了经济特区一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的有重点、多层次、梯度推进的开放布局。1984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前5年的总和，外贸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9%，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
小平同志在党内多次讲过，1984年他主要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另一件是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和港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85年初，他专门找我谈话。我汇报了开放工作的进展。小平同志说，看起来大有希望。他强调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要认真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可以考虑从国外请些顾问，还要选一两个地方办对外开放的专题速成培训班，半年一期，长期办下去。二是老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