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我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分管对外开放工作。这里把研究决策和组织实施的过程，根据个人回忆作些整理归纳。
6·1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关于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毛主席有明确的基本构想。他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就说过：“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3月，在筹划建国大政方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关干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当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中专门讲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长期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作为经济建设的“前线总指挥”，从实践中更为迫切地感到国内建设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他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采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与苏联具体商谈，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毁约时，建成或基本建成149个。这些大项目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使我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9月，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就是著名的一宗。还努力同日本等国发展民间贸易，从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议，以及1962年签订的廖（廖承志）高（高碲达之助）协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对于香港这个特殊的国际性的港口贸易和金融城市，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很注意利用它发展对外经济方面的联系。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就调了一笔资金，由爱国人士庄世平先生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我们特意修建广东东江供水工程，向香港供应淡水。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提出，对外贸易的重点和引进技术装备的对象，转移到西方对我友好的国家和地区。从1962年至1966年，同两方一些国家谈判成交的大小成套设备20多套，合同总金额达3亿多美元，包括冶金、石化、电子、精密机械等。“文革”中我下放基建工程兵部队，在四川江油当兵做工，为长城钢厂安装的炼制特殊钢的电子轰击炉，就是从瑞典引进的。
应当说，“文革”前的17年中，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后来又有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很困难，但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而在“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到处扣“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帽子，造成极“左”思潮泛滥，使我国的对外经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抗逆流，与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也就在这个时期，毛主席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为当时的对外经贸工作指明了方向，使我们有机会尽量排除“左”的干扰，也为以后实行对外开放开辟了道路。在周总理主持下，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一批成套大型技术装备，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化纤、1套1.7米大轧机等，共值43亿美元，被称为“四·三方案”。这对我国基础工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针对“文革”之乱，实行全面整顿。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于1975年6月中旬到8月中旬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讨论研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我受命组织国家计委的同志把讨论的意见整理成《加快工作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小平同志审阅了这个稿子，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其中一条是要把引进先进技术和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贸易作为一项“大政策”。可惜，当年第四季度国内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扩大进出口和加强技术引进等重要政策的实施被迫中断，我们搞的《工业二十条》被诬为“反党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后全面拨乱反正，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大政策”旧话新提。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东北时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随后，他在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和实行的对外开放方针，是党在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上一贯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17年间，这个指导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若干因素的影响，其实践受到了限制。即使在10年动乱中，在周恩来总理和一度主持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工作，也还在顶着各种压力断断续续地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条件变化了，我们认识上更加明确了，把对外开放提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与国内改革相配合，从而行动更加自觉，有关方针政策逐步系统配套，实践也更加生动丰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应当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发展国际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和技术交流方面，打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实施，是以他们的科学论述和艰苦实践为起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