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到粉碎“四人帮”，我的思想压力之大，工作担子之重，处境之艰难，超过“文革”十年中任何其他岁月。
刚过元旦，噩耗传来，我们的周总理——身系党和国家安危兴废50多年的旷代英豪永别人世。在此天低云暗风雨如晦的关键时刻，承载着人民希望的巨星陨落了！举国哀痛，山河溅泪。我在总理手下工作了20多个春秋，他是我敬佩的领袖、敬仰的恩师、敬爱的尊长，我突然失去心理平衡，很长一段时日悲痛不已……
接着，邓小平同志再次遭受无端打击，被停止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我瞻念国事，前途莫测，心中如噎……
“四人帮”再度猖獗肆虐，指使其帮派分子到处冲击、“放火”，翻1975年整顿的案。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生产指挥再度失灵，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重遭废弃，经济生活和各个工作环节几乎又都卡了壳，许多厂矿又一次发生停产半停产情况。特别严峻的还是交通运输。“四人帮”操纵郑州铁路局的坏头头唐岐山，把这个全国铁路运输的大枢纽搅得混乱不堪。该路局范围内大堵塞接连发生，致使十几条铁路线不能正常运转，半个中国受到影响，十多个省、市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供应告急，第一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供煤情况尤为紧张。钢铁、化肥、纺织品等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产量月月欠账。上一年国民经济初呈复苏的形势，毁于一旦。许多老同志对此十分担忧。当时处于“靠边站”的叶帅，曾把我找到他家去。他打开收音机作掩护，让我讲经济形势混乱的情况。我汇报以后，他说：“问题严重啊！只能尽量减少些损失了。你担子重啊！”作为分管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副总理，我如身处火海，焦急万分。
“文革”期间，我亲历的经济形势大混乱，这是第三次。前两次也感到压力很大，但是，那时有总理、富春、先念等同志遮护，我在“大树底下”办事情，工作有指导，思想有依托。这一次他们有的逝世了，有的“靠边站”了，秋里同志又患病休养，面对头绪万端的经济工作事务，我深感势孤力单之苦。
不但如此，我还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重点对象。上一年我组织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和国务院研究室写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耀邦同志组织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遭到猛烈的“大批判”。对此，我明确表示《工业二十条》是我搞的，国家计委只有少数同志作为我的助手参加起草。此事完全由我负责，与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没有关系。我还要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到“五七”干校去，以便躲避风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还要被迫违心地作点“转弯子”的姿态。形势所逼，无可奈何，只得抄些报纸上的套话，在汇报稿上戴个“批邓”的帽子。当时，袁宝华同志见我非常矛盾和痛苦，便劝我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说一些违心的话，小平同志听到了也是会理解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一步巩固阵地的道理，先念同志、叶帅也都对我有交代。但在这个时候说违心的话，比“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批斗时做检讨还要痛苦！
在计委和国务院过关倒没有遇到太多波折，主要因为参加华国锋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的多是纪登奎、陈永贵等抓具体工作的同志。
3月13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听我汇报工交战线的“批邓”和生产情况。小平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是在他领导下抓整顿的，如今却要当面言不由衷地批他领导的整顿，当时的心情莫可名状。我说：“我在‘批邓’上确实抓得很不得力。因为我和小平同志是同一个思想体系，我同他划不清思想界限。”我讲完后张春桥等表态说我避重就轻，揪着我不放。张春桥还大算旧账，说1970年以来对外贸问题有两次大反复，指责我在一次会上骂他，说邓不敢说的话我都敢说，相当尖锐！
因这个汇报稿是经过讨论并得到纪登奎同志批准的，纪登奎在会上为这个汇报稿做了辩解。江青气冲冲地指着纪登奎说：“你看过《画皮》吗？你就是在给他们画那张皮！”
江青的话表达得很清楚，她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坚持抓生产的领导干部批成妖魔，然后让他们的人取而代之。淸初山东淄川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在少年时代就看过，画皮的故事当然是知道的。
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文革”前将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在内部放映过。看了这部电影，我心里也早有一比，谁是披着美女画皮的妖魔？其实大家心里都淸楚。
13日夜在政治局检讨后，只隔了一天，15日上午冶金部的一位领导就跟我清算“邓削弱瓦解冶金部”的账，我这个在邓小平领导整顿时期成立的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组长（及副组长吕东、袁宝华同志）自然也是他的清算对象。第二天（3月16日）我特意赶到计委找吕东等钢办的同志研究了对策。
批邓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果很快就在经济形势上反映了出来，特摘录我1976年3月中旬至5月底的11篇日记的部分内容，以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情形。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阴
上午在计委开会，研究北京路局的阻塞问题，由于郑州路局压车七十多列，加上东北、大同风雪，现全国压车二百二十一列，北京压车六十多列，要停装两天，才能把积车疏散开。这样要影响江南的燃料供应，十分紧张。下午国锋、登全继续开会，研究这一问題。决定为铁路问题，专门写一文件，号召铁路职工，抓革命促生产，保证铁路畅通。会议完毕，谈至下夜二时半始散。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晴
上午在计委讨论东北电网问題，不按计划发电、用电，周波已降至四十六左右，随时有出事故可能。决定召三省负责工业同志来升会，研究解决方案。还审查了一季度生产情况的报告。上两件均请示了登全同志，下午都答复同意了。
下午四时同菲律宾财政经济代表谈话，谈了一小时半。会见后又到国务院参加登金同志的会，告以要负责审查计委的简报。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晴
上午在计委听徐良图①【①徐良图，时任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正局级）。】赵荫华②【②赵荫华，时任国家计委生产組副组长（正局级）。】气张雁翔③【③张雁翔，时任国家计委生产组副组长（正局级）。】等座谈当前生产问题。谈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为了赶二千六百万吨钢，一季度铸造生产供应情况很不好，影响许多机电产品，不能生产，不能成套。二千六的指标不松下来，这个问題就不好解决。下午在建委办公。晚找韩光④【④韩光，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李后⑤【⑤李后，时任国家建委核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浩⑥【⑥李浩，即李灏，时任国家建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三人来改简报，近十二时始散。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晴
十时约煤炭部、铁道部、交通部以及上海工交组的同志，安排解决上海煤炭告急问题。无非拆东墙补西墙，把最有把握的开滦资源多给上海发一些，力争四月份能给上海保证供应八十五万吨。这样上海的库存煤也只能维持六、七万吨。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在机关办公，批了一机部关于进口八十多台精密机床的报告。上海工人反对，研究的结果，还是要进。犹豫了几天，今天还是把报告报送华、王、张、纪等审查去了，不晓得能否通过。
下午在家看马来西亚的材料。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晴
上午在计委召集工业各部长，传达辽宁省委反映本钢对中央各部委关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条条专政等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根据登查同志的批示，要各部负责同志讨论几天并写出简报。这件事要在节后进行。
下午在建委办公。临下班前看到一封反革命分子的信件，恶毒咒骂周总理，并（攻击）王震同我都是坏人。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阴冷有大风沙
整日在计委研究工业生产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晚间在会议厅先是同国锋、登奎同志谈话，研究向各部发一批批邓材料的问题，也谈到工交各部下一步运动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題。接着又找冶金部的领导干部谈话，他们对批我的几个文件有顾虑，我和登奎都表态欢迎他们批评。也有人对钢铁上不去主要由于外因以及邓关于软班子的批评要我们表态。我们以时间来不及为由没有同意展开这个问题。
谈至下夜两点始散。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晴
上午在计委召集子健①【①即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锡铭②【②即李锡铭，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星垣③【③即杜星垣，时任水利电力不副部长。】、北海及计委的有关同志研究电站设备的预安排问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明后两年安排一千万瓦，七九、八零两年先安排一批生产周期长的大机组，其余待五·五计划最后定了再说。下午到机关办公一小时，后又去看先念，谈了近二小时。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晴
上午在计委听财政部汇报，今年财政抓得不好，有少收二十亿，多支二十亿，共出现四十个亿窟窿的可能，决定要拿出几条办法，加以控制。下午在建委办公。晚上登奎同志找去开会，部署各部委要
积极配合北京市搞好清查工作。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晴
今天是“五·一六”文件发表十周年，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上午机关开了纪念会，我出席了一半。
下午陪王老①【①王老，即王震同志。】一起去看叶帅。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晴
上午在计委把汇报提纲稿最后研究审定了。下午在家里考虑汇报中会遇到些什么问题。晚八时汇报，一直议论到下夜两点，政治局很重视汇报，提了些很好的意见，批准了调整钢铁计划，批准了六月中旬开省委书记会议，研究改进计划体制问題。
江青女士对我颇有责难，问大庆那套美国进口项目是否是我定的点？问我有没有洋奴思想？我严肃地予以否认，引起了一场风波。
5月31日日记中所提到的这场风波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听我汇报计划调整工作，我到得比较早，江青来时一见到我就向我挑衅：“你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我说这不是我定的，要拆的话就请政治局作决定！”江青继续泼妇般地吵吵嚷嚷没个完。这时已出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同志走进会场，见江青在吵嚷便过来问：“你们吵什么？”当我说明情况后，他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这才把江青给堵住了。张春桥却立刻以攻为守地接应江青撒退，他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
在张春桥眼里，“你们”、“我们”的界限是很清楚的。而我正是被“四人帮”作为他们攻击纠缠的靶子。在那段难撑的时日里，我一方面日夜面对种种令人焦心的经济工作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个，又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棘手难办的事；另一方面还得同反攻倒算的“四人帮”虚与委蛇，招架应付。我痛！我愤恨！也很疲劳。这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有的同志同情我的处境，好心劝我也去治病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我很清楚，此举万万不可，我只要略露倦怠之意，“四人帮”马上会把他们早已准备好的“革命领导干部”安插到国务院攫夺工交生产经济建设大权。当时已被排斥“靠边站”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叮嘱我：“无论如何你得支撑住，绝不能让他们把国务院都拿过去。”叶帅对我也有这样的交待，甚至说:抗战时期有些村政府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两面”政权，现在到最紧要关头时你也要这样……我下决心咬紧牙关，坚守阵地。他们给我扣“走资派”、“民主派”、“投降派”的帽子，由他们扣去，“大叛徒”、“大特务”的帽子我都戴过了！“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总理的这一教导言犹在耳；总理为之笃实力行的光辉榜样，宛然在目。“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①【①唐·戴叔伦《塞上曲》。】”。从清明节天安门发生的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人民抗议运动中，我进一步看清了民心的向背，吸取了勇气和力量，增强了信心。
为了尽量减轻党和国家的损失，5月底，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稳住生产，控制经济形势的恶化。这个会议终于在7月6日召开了。到会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京、津、沪、辽宁、四川、湖北、云南、吉林、黑龙江等地的负责干部。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前我们国务院一批从内心抵制批邓，并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坚持邓小平整顿路线的同志们抵制“四人帮”及其党羽并进行顽强抗争的一个战场，虽然对方表现得很猖狂，却并未完全得逞。我们表面上很被动，但从实质上说这是粉碎“四人帮”的一场前哨战。
7月6日上午开了计划工作会议预备会，下午四时半开大会，我的讲话进行到三分之一处，政治局的同志都起身退席，我事先已知道朱老总病危，此时便明白是他辞世了（朱德总司令去世的准确时间是7月6日下午三时十分），政治局委员们办后事去了。
就这样，计划工作座谈会第一天就遇到功觔卓著、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与世长辞！这是继年初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之后，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有种半边天塌下来的感觉。朱老总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大半个世纪，实现了由一位爱国军官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飞跃。他老人家对创建人民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不朽功觔、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他在革命的一生中显示的高风亮节，是高矗入云的丰碑。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感受到一种笼罩在会场上的悲情！
尽管《工业二十条》正遒受“批判”，我在讲话中仍然讲了其中的基本思想，强调排除干扰，加强经济工作领导，维护生产秩序，搞好调度指挥，努力完成计划。对于我的讲话，到会同志大部分都表示赞成。他们当中很多是被“打倒”过又站出来的同事，对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转弯子”思想上根本不通，对当时的经济形势非常担心。但是，也有少数几个人是和“四人帮”穿连裆裤的，与大多数同志不一样。因此，会上发生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首先发难的是上海市工交办主任黄涛，此人以紧跟“四人帮”著称于当时。他想的做的同我们南辕北辙，原在意料之中，我比较注意观察他在会上的动向。但是，他竟然借这个讨论经济计划工作的会议提出所谓“追风源”，向国务院发动进攻，搅得乱糟糟，却是没有预计到的。我听说黄涛要在华东大组会发言，就专门去听。黄涛见到我说：“我就想说给你听!”他摆开了“教师爷”的架式，用“大批判”的腔调，放了一通。一说我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是做表面文章，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对工交系统的“革命”也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讲得不深不透；二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加强经济工作的领导，而是要搞清“右倾翻案风”从何而来；三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从1975年夏季国务院务虚会来的。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春甫立即与黄涛呼应。他在东北大组会上说：“国务院务的什么虚？是资产阶级的虚，还是无产阶级的虚！一定要追査清楚。”他还提出：“为什么让邓小平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是谁决定的，也要查清楚！”
“南黄”“北杨”联合发起攻势，严重干扰了会议的进行。这是“四人帮”预谋发动的。那时，王洪文常到会议驻地京西宾馆，同这一伙策划于密室之内，黄、杨则开炮于会场之中。所谓“追风源”的企图，就是要把先念、秋里我们这些与他们“对着干”的国务院领导成员，统统“打倒”，搞乱国务院，整垮国务院，夺取国务院大权，实现他们1974年流产的“组阁”计划。对黄、杨的煽动，与会多数同志嗤之以鼻，非常气愤；但也有个别人站不直了，说《工业二十条》是怎样炮制的，要站出来说明情况云云。
这样一来，不但会议无法按原定计划往下开，而且黄、杨二人发言出不出简报就是个难题。如登简报，到会同志带回去，谬论流传，客观上起纵容支持他们攻击国务院的作用，将造成严重后果。我考虑再三，决定不出。三天以后，黄涛跳出来，说：“我的发言不出简报，会议还有什么开头?”闹着一定要印发他的发言简报。我将此事请示当时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同志，他说，人家发了言不印简报显得不民主吧！再说不出简报恐怕你也顶不住。
这个答复显然不解决任何问题，于是我又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请示。他说，咱们开个小会研究一下，你看要找谁参加？这次计划座谈会成立了个领导小组，包括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等。我想找上这几个人，可能节外生枝，增加麻烦，建议只请纪登奎同志一人参加研究。当天晚上，我们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碰头，我强调说明不能出黄、杨等人发言简报的理由。华国锋同志也认为他们的发言出简报效果不好。他说，今晚我和张春桥值班(因毛主席病重，中央领导轮流值班守候），与张交换意见后再说，次日早上，华国锋同志电话告知我，黄、杨的发言可以不出简报。
我估计张春桥对（受王洪文指使的）黄、杨二人动作过大，有可能在主席病危这个敏感时期过于彰显他们的夺权阴谋也有顾忌，所以对我们让了步。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听取计划工作座谈会汇报。姚文元问：“去年国务院务虚会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说说清楚。”我说：“我来说一下，务虚会从6月16日到8月11日开过13次，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会议由李先念、华国锋同志主持，实际工作是我做的，因而我到会次数最多，每次会议都有记录。”我列举了一些人到会的情况，陈永贵同志到过8次，李素文同志到过8次，吴桂贤同志到过8次。我强调说，副总理中唯有邓小平同志一次也没参加。很显然，姚文元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仍然是要“追风源”。国务院的务虚会的确是根据小平同志抓整顿的意图召开的，《工业二十条》的起草也得到他的具体指导，但是他恰恰没有参加过务虚会。因此，我突出强调这一点。姚文元一听小平同志没参加过，捞不到什么“稻草”，不做声了。只有吴桂贤开了腔，说：“我没有参加那么多次。”我说有记录可查。吴又说：“不论我参加过多少次，反正我不知道你们说了些啥！”张春桥在这次会上提出：“国家还有黄金，可以拿出一些用进口物资解决经济困难嘛！”我说：“是有一枇黄金，但动用它是件大事，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正式作出决定。”（我还讲了当时的储备数字）另一位副总理说国家有黄金储备，怎么没有报告过我？”我说这是国务院的老规矩，黄金储备和它的动用，一向由周总理、陈云、富春、先念同志直接掌握，并非每位副总理都过问干预。”
张春桥，20世纪50年代初当过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我从济南调到上海时兼管过宣传工作。
他常参加我召集的会议，总是爱提些有意刁难别人的怪问题，说些不冷不热、不阴不阳的话。给我的印象是，此君又诡又刁，难以使人对他放心。“文革”中他晋京高升，步步显赫，我更是跟他保持距离，不过在一些会上碰面而已，从不来往。与这次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相隔不久的一次会上，他就借经济形势给我出难题，说经济情况不好啊，你要拿出办法嘛！”我想，形势不好，是来自你们的捣乱，跟我要什么办法！没好气儿地跟他说：“根本问题是生产指挥系统被冲乱了，抓生产的老干部都被揪斗、‘靠边站’，新上来的不懂，也没有威信，谁也管不了，谁说也不算数。照这样下去非垮不可。”他说你把问题看得严重了，缺乏信心。”我听了更加窝火，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我是没有办法。
”后来知道张春桥是“四人帮”准备夺权后当总理的人选，他当时的话除了给我找麻烦外，可能也反映了他对到时候如何管经济心里没底。
7月26日，我到北京医院补牙时被医生发现有点发烧，转内科一看，体温三十八度六，白血球一万六千四，右腿淋巴腺发炎。院方非留我住院不可。我坚决不同意，打了庆大霉素，吃了安乃近，昏睡了半天。登奎同志通知各方谁也不要找我，让我休息。
就在我被计划座谈会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7月28日凌晨4时唐山发生罕见的大地震。计划工作座谈会驻地北京京西宾馆大楼就有强烈震感。我摇摇晃晃地从10楼下去，大院里站满了人。一位参加计划座谈会的同志给我咬耳朵：“趁此机会散了吧！”我正为计划工作座谈会如何收场发愁，此言正中下怀。
天亮后灾区情况逐渐汇集北京，我在当天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得知震中在唐山，7.5级（后更正为7.8级），唐山已塌为废墟，市委书记已牺牲了。天津塘沽区也损失严重，伤亡五百余，有些新建码头下陷一米余……”
7月29日，地震警报整日不消，唐山地区不断有6级以下余震。在忙过外事、救灾及会议工作后，晚上我在大会堂向华国锋、纪登奎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计划工作座谈会应立即结束，并请国锋同志讲话。我们一起商量了该讲些什么。因当时已是30日凌晨1点多钟，华国锋同志说：“我要去唐山救灾，要讲就是今晚。”我们给他准备了一个短稿。晚9时华国锋等领导同志接见了与会代表，除了总结会议，还讲了一段地震灾情。王洪文也不甘寂寞，讲了5分钟。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救了计划工作座谈会，否则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其实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批判后，得到毛主席信任和一批老同志暗中支持的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国务院的班子与“四人帮”在经济战线的代表人物的一次较量。在当时，较量双方谁也无法取得优势〈虽然我们的阵营中有人动摇了》，地震只是提供了一个大家下台的台阶而已。
就这样，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巨星陨落（朱老总逝世）的那一天开始，在大地震发生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结束了。
作为会议的尾声，我给几个非工业部门的领导传达会议情况（有方毅、乔冠华等同志到场），当时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见了我就摆开要大闹一场的架式，质问：“卫生部也是国务院的部，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连这个人都给我泼污水，我实在很窝火，便不客气地对她说：“这次会议讨论的是经济工作，按惯例卫生部不参加！”她又吵吵嚷嚷，抗议去年计划会议没给她发《二十条》，要求这次会议文件要全部发给她。
8月1日，纪登奎、陈锡联同志决定：在他们全力忙于救灾工作期间，国务院日常工作由我及李素文、姚连蔚三人照顾。
计划工作座谈会之后，经济方面形势依然严峻，且地震等灾害不断，我们在对付那一伙人种种干扰的同时努力抓生产、抓抗震，心里又时时惦念毛主席的健康，担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再摘录1976年8月底9月初的八篇日记，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形势。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找乎加①【①即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宝华②【②即袁宝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子明③【③即宋子明，时为国家计委干部。】、雁翔④【④即张雁翔，时任国家计委生产组副徂长。】同志核对了一下准备汇报的材料，并研究明年计划如何编制的问題。
下午继续听天津工作组的汇报，并做了小结，第一次透露天津大化纤可能推迟一年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在建委办公，白向银①【①白向银，时任国家建材部部长。】自青岛回，传达了养初②【②即宋养初，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一些关怀，谈了谈心。下午在国务院研究开滦恢复生产问题。肖③【③即肖寒，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谈的大体规划今年105万吨，明年1000万吨，后年2500万，再后年实现五五规划的要求。
晚间吕志先④【④吕志先，时任驻刚果大使。】、王西萍⑤【⑤王西萍，时为交通部干部。】来玩。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晴
上午在计委办公，并找吕东⑥【⑥吕东，时任冶金部部长。】谈了话。下午到大会堂听劲夫⑦【⑦即张劲夫，时任财政部部长。】、子玉同志谈财政和市场问題，锡联、登奎、桂贤、孙健均出席，粮食市场供应，财政赤字均是四十亿窟窿，问題大。饭后又单独和登奎谈了一个多小时明年计划问題。
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晴
上午找乎加、宝华研究如果中央不听报告，到地方如何交换意见的问题，决定还是争取向政治局汇报，至少写书面报告，否则下去谈问题没有根据。十一时半找周子健听他反映唐山救灾中地方有些等靠要的问題。正谈之间，发生两次地震。后得知是唐山几分钟内，连续两次六级余震。十二时得彭敏⑧【⑧彭敏，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务院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办公室主任。】自天津来电话，缓上化纤，天津坚决不干。
下午在建委办公，五时得通知到内蒙古厅开会，锡联、登奎通知政治局决定三四日后听汇报，要我们准备。晚找林①【①即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袁②【②即袁宝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顾③【③即顾明，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商谈报告如何写法，谈至十二时始散。
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晴
今日开唐山、丰南地震有关三片地区——唐山、天津、北京在抗震中的英雄模范代表人物的大会。三点开始分三批照相。四时大会开始，刘子厚④【④刘子厚，时任河北省委笫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徐信⑤【⑤徐信，时任北京軍区参谋长。】代表三片讲，内容主要介绍救灾中的模范英雄事迹，十分动人，每篇讲话都可以十分确切地称之为《英雄篇》。最后国锋同志做了一篇鼓励大家的讲话，也讲了些对全国都适用的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完成今年计划的方针。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晴
下午审查总（综）合局提出的汇报提纲，根本不成，得推倒重来。五时得通知登奎找我和段云⑥【⑥段云，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同志到内蒙古厅研究财政的问題，先念同志亦在座，研究如果采取冻结措施，四十亿的财政赤字，究竟能否解放。晚间在大会堂吃饭，并喝了几杯茅台。
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阴间有几阵小雨
起床后看到中央凌晨四时发出的二十三号电，通报自九月二日以来，[主席]心脏病复发，病情比较严重。十时半召集建委核心小组会议，作了传达，并当场拟了简单慰问电，报了中央。
下午去看王老⑦【⑦即王震。】，并披肝沥胆地畅议了国家大事。又到计委把汇报要点报送登奎同志，在目前情况下，恐怕又排不上议事日程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晴
晨起看到了极端令人悲痛的消息，中央二十四号电宣布主席今晨零时十分与我们长辞了。
继元月份和7月份周总理、朱总司令相继离开我们，9月9日，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毛主席与世长辞，使我陷于心灵的剧烈震颤和无比悲痛之中。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我们国家、社会和时代的象征，是20世纪的世界伟人，又是杰出的诗人、文豪和书法家。我有幸当面聆听过他的教诲，完成他亲自布置的任务，受过他的表扬，也受过他的批评。我对他是十分热爱和无比崇敬的。是毛主席，率领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并且在没有发生社会动荡的平稳状况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工人阶级成功处理与广大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光辉范例。又是毛主席，率领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经济封锁，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巨大压力，捍卫了人民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也是毛主席，率领我们在革命历史任务基本完成后，不停顿地开始了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可惜的是，由于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估计过头，由于在一系列胜利面前产生骄傲思想，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大失误和曲折，以至于毛主席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所利用，从而造成十年大动乱。这是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悲剧，作为历史来观察研究，也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个人的因素。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我从亲身经历中深知毛主席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确实制止和纠正过一钱具体错误。林彪反党集团，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被揭露和粉碎的。
对王、张、江、姚“四人帮”，他进行过揭露和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文革”期间，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先后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并能有所作为，对各方面的工作有所推进，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是不能想像的。只有毛主席才能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也正是由于有毛主席在世，虽然十年“文革”大动乱反复折腾，我国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根基还得以保持，经济建设亦能继续有所前进，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才能够取得。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毛主席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遗产。由毛主席集中全党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