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的提出和实行，是“文革”中复杂曲折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总理因势利导，大力推动批判极“左”思潮，使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全国的形势逐步好转。
但是，批判极“左”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文革”的要害，不但遇到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也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故有1972年底关于“林彪是极右”，要批极右，不能批极“左”等“最高指示”的发出。江青一伙得志更猖狂，大反“右倾回潮”。1973年初，总理组织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建立正常生产秩序，健全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提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除上海外，各地一致拥护。但因张春桥极力阻挠，此件未能发出。以后发展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造成武斗再起，交通堵塞，生产下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
毛主席对此也感到不安。他在1974年10、11月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一伙蓄意篡夺党和国家全部大权，借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之机，阴谋“反周组阁”，连国务院成员名单都准备好了。毛主席觉察后，指出“江青有野心”，揭露她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四人帮”，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委托总理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国家领导人人事安排。经过复杂的斗争，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在二十世纪内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的这一宏伟奋斗目标得到重申。小平同志出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一批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担任国务院领导成员。“四人帮”的肆虐受到一定的抑制，形势又一次发生积极的变化。
经过多年动乱，人心思定，小平同志集中人们的迫切愿望，对各方面的工作大张旗鼓地进行整顿，包括地方工作、军队工作、工交、科技、教育、文艺等。
1975年的整顿是从工交系统开始的，工交系统的整顿又从铁路运输入手。因为前一年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帮”破坏生产建设，造成徐州、南京、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严重堵塞，危及全国，特别是一些大中城市的生产和生活。铁路运输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突出薄弱环节。小平同志决心以此为整顿的突破口。记得那是四届人大产生的国务院组成后不久的一天上午，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常务会议。我们巳经先到坐下，他走了进来，边走边说：“铁路问题很严重啊！一片混乱，不整顿不行了！”他坐下后，我们又反映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提出中央一定要有个态度。经过讨论，小平同志确定，搞个文件，统一思想认识，贯彻下去，迅速扭转局面，先念同志等都表示赞成。会上指定我负责组织办理。
我即找国家计委、铁道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很快拿出了一个题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文稿。2月25日到3月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专门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我主持讨论了这个文稿，进一步进行了修改，报请中央审批。
3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下发《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当年中发9号文件）。同时，邓小平同志到会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他说，目前全国的大局就是实现四屆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的伟大目标，全党全国都要为此而奋斗。当前工业生产不好，值得引起严重注意。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革什么命？他着重强调了三条方针：要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
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同志率领工作组，先后到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铁路局蹲点，进行重点整顿，宣传中央精神，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的冃标，放手发动群众，调离一批坏头头，逮捕了一小撮坏人，使铁路运输形势迅速改观。4月，几个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月平均日装车数达到5.37万车，创历史最高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铁路形势的好转，不但带动了煤炭、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建设，而且鼓舞了全国的人心。
3月下旬，小平同志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査讨论中央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他说，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了体制以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当时，我主管计划工作，主管工业生产建设的任务，正在急切地设法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给我指明了途径，决定把关系全局的钢铁工业的整顿，提上突出位置。
钢铁工业，特别是几家大钢厂，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是“重灾户”。大批老干部、老技术骨干“靠边站”，一批帮派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组织被搞乱了，科学管理被搞乱了，生产指挥系统被搞乱了。1974年“批林批孔”中，由于“四人帮”一伙的干扰和破坏，生产大幅度下降。1975年头4个月又欠产200万吨。日产水平不但不能保证年计划的完成，而且低于上年同期。产品质量问题很多，设备损坏严重。我恢复工作后，特别是任副总理后，很多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反映这些严重问题。我先找一些冶金工业的老干部、技术人员，包括钢铁研究院的院长、首钢的一些中层干部等，做了调査研究，进一步摸清情况。4月下旬，我在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了汇报。我说，钢铁上不去，现在主要是内部问题，不是外部条件，得采取大措施加以解决，否则是要拖其他行业的后腿。小平同志说，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召开全同钢铁会议，要我组织准备材料，把情况和问题搞淸楚，提出解决办法，供会议讨论。
我立即组织国家计委及冶金部，吸收整顿铁路的经验，起草了文件。5月8日到29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会上我组织到会的重点钢铁生产省、市、自治区和十大钢铁企业的同志作了认真讨论，修改了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报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下发了（当年中发13号文件）。
小平同志对整顿钢铁工业非常关心，非常支持。5月22日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听我的汇报，我在汇报中强调，钢铁要上去，必须解决几家大企业的“革命”问题，坚决反对派性，落实老干部和技术人员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加强生产指挥调度，意即治“文革”造成的乱。小平同志肯定了我的意见，并作了重要指示。5月29日，他又接见与会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叶帅、先念、王蓀同志都参加了。
在这两次讲话中，小平同志对整顿钢铁工业提出四条方针:一是必须建立坚强的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的领导班子；二是必须向派性作坚决斗争，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该批的批，该调的调，该斗的斗；三是必须落实政策，特别要调动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的积极性；四是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小平同志讲的这四条方针，实质是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敢于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方针，带领群众与“左”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破坏作斗争，落实干部政策，坚决打击“四人帮”的帮派势力，加强生产指挥，恢复科学管理。这四条方针完全切中当时钢铁工业的要苫，也发展了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在5月29日讲话中，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即“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纲（此后被简称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与“四人帮”对着干的纲领，也是首次举起了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反映了小平同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以经济-设为中心所做的巨大努力。“三项指示为纲”和“四条整顿方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整顿工作的开展。
开过钢铁工业座谈会，随即对冶金部和几个大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起用“靠边站”或被打倒多年的“老冶金”，从石油部调唐克等同志充实冶金部的领导班子，调走了一位军代表和另一位领导同志。接着派工作组到鞍钢、武钢等大企业蹲点，督促落实中央13号文件。国务院还先后听取几个大钢厂情况的汇报，进行个别指导。同时，鉴于钢铁生产涉及面宽，又成立了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吕东、袁宝华等同志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加强协调组织I作。整顿一抓，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生产有了起色。6月份全国平均日产钢7.24万吨，达到了完成全年计划要求的水平。
考虑到我国钢铁工业需要有更大发展，我曾组织地质队伍在全国进一步查找富铁矿资源。可惜“上帝”太不公平，给我们的都是贫矿，有点儿富矿（除海南岛已开采得差不多了以外）也是零零星星的“鸡窝矿”，储量不多，难以大规模开采利用。有鉴于此，我和一些专家议论过在沿海某个港口，建设“吃”进口富铁矿的大钢厂的可行性。后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即由此肇始。
在铁路、钢铁整顿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工业其他各部门也都相继铺开了整顿工作。国务院从6月16日到8月11日，陆续举行计划工作务虚会，着重讨论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此过程中，会议指定我组织国家计委的同志起草题为《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稿。开始写了18条，后来改为20条，因而被简称《工业二十条》。这个文稿总结整顿工作的经验，直射“文革”之乱，主要内容有：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为工作总纲；强调加强党的领导，重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整顿企业管理，抓好挖潜、革新、改造；坚持各尽其能、按劳分配，逐步改革工资制度；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其中还明确写道：“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8月18日，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文稿。他在会上说：“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过去的《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小平同志强调，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是多快好省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会后，我们又对文稿进一步作了修改。这个文稿是治理“文革”之乱的文件，并且又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工业建设的经验。当时曾在较大范围里征求过意见，得到普遍赞同，当然，也引起了“四人帮”的仇恨。按原来的打算，要提交当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报中央审批下发执行。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实现。而且在翌年，成了他们一伙批判攻击的对象。
继整顿工交战线之后，其他方面的整顿也次第展开。7月，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军队整顿，他提出要解决“肿、散、骄、奢、惰”，恢复优良传统；要自上而下调整领导班子；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重要位置。8月，小平同志听取胡耀邦同志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阐发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我们在此前注意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提出科技战线要纠“左”的重要意见。9月，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小平同志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全面整顿，扭转了1974年的乱局，使生产建设和各方面的I：作走向正轨，使全党全国人民振奋了精神，看到了光明。我们这些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抓整顿工作的负责干部更是斗志昂扬。
就在这个时节，突然有点“气候”将变的兆头。那是过了国庆节不久，煤炭部召开会议，总结交流整顿工作经验，约我在会上作报告。在准备报告稿的过程中，先念同志嘱咐要多引用毛主席的话。报告稿写出后，送请先念同志审査。同过去先念同志对我送去的文件很快批下来的情况相反，此件压了几天。当我催问时，先念同志还要我再多引用些毛主席语录，接着又在电话中重申他的这一意见。这种情况令我诧异不安。我请了几位秀才反复琢磨，在报告上共引了六处。事后我问先念同志这是为什么。
他慨叹说:我们犯了“错误”了，以生产压了“革命”了！我的这个报告见报后，部队的一位老同志特地来问我：中央又出了什么大事？你们这个报告比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大报告短，为什么引用毛主席的指示却比它还多？可见人们当时的政治神经绷得多么紧！
人们最担心的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11月底，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全面整顿，是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新的情况下的继续，它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前者，锋芒不但直指“四人帮”乱党乱国的罪行，而且包括了对发动“文革”错误的纠正。毛主席很希望安定团结，很希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决不容许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整顿原来是毛主席提出的，但他说的整顿，只能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整顿”。当整顿朝着与此相悖的方向发展时，毛主席的“天平”倾斜的转换就不可避免了。一直在窥测方向蓄谋反攻倒算的“四人帮”，乘机施行奸谗，风云顿时突变。
持续10个月的全面整顿就这样被迫中断。但是它还是促进了当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反对派性，落实各项政策，打击了“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一大批老干部、技术骨干恢复了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整顿实践中受到深刻的“整治‘文革’之乱、返归‘八大’路线之正”的教育。
而形势的再次反复，更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憎恨，成为翌年“四五”爆发天安门人民抗议运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整顿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实际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先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