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长段景成、副政委王湘萍到车站接我到支队部。我说，我犯了错误，是来劳动锻炼的。他们说，给你安排好了，到连队里去，每星期回来一次好不好。我问，回来干什么？他们说，改善一次生活。我说，这样不好。他们说，规定你每星期回来汇报一次，其他你不要管了。我说，每月汇报一次吧。后来大体上每半月就找个理由把我接回一次。
12月28日，我穿上军服，到一支队四大队二区队一连当兵做工。连长名叫傅兆惠，指导员名叫王立祥。他们叫我“老谷”，特意安排我和陪我来部队的蒋明生同志单住一房。除了住双人房这一点特殊外，我们和战士们在一起出操、做工、学习，按普通一兵要求去做。行伍生活我并不陌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被派到东北军搞兵运时，受过军事训练，以后又长期在我们部队工作，原想不会不适应。
哪知第一天出操就闹了笑话，“向后转”总慢一步，因为现行操典规定的“转”法是两步，同我在东北军时学的三步转法不一样。我穿新军装做老动作，出了差错，连长马上命令我出列，单兵教练加以纠正。年岁不饶人，我毕竟与年轻小伙子有差别，集合时跑得气喘吁吁，往往还迟到。连干部很会做工作，说今天集合大家都表现很好，老谷虽然年龄大一点儿也跟上了，只晚到了一分钟。其实我晚到不止一分钟。连队经常搞紧急集合、夜行军的训练。连长为了照顾我，也可能为了免于他的工作被动，总是事先来个悄悄话，说今晚要紧急集合，你年纪大了可以不去。我哪能不去呢，于是早早做好准备，保持“备战”状态，但到集合时又不能第一个到场，以免露了马脚，要等有些战士到场后再出去。
在连队生活中，我也不是什么都不行，有些事办得还不错。班里天天要学习，也就是读报。我自告奋勇承担这一工作。事前我先浏览一遍，读的时候先说明主题大意和领会重点，然后每读一段就扼要复述一下，有时还作些解释，很受战士们的欢迎。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农村的初中或高小毕业生，文化水平不高。他们说，还不知道有老谷这种好的学习方法。大队部为此通报表扬过我。
我前后在一支队和六十一支队的三个连里当兵，工种也不一样，砸石头、开破碎机、当仓库保管、下料放样、安装设备，我都干过，在给长城钢厂安装电子轰击炉时，技师详细讲了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告诉我们:这是我国进口的唯一的精炼炉，一定要搞好安装质量。他在讲到“圆周率”时，要我给大家作解释。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当然轻而易举。我讲完后，战士们说老谷还真有一套。连队干部和战士们对我很关照，不派我干很累的活，尽量发挥我的优势，让我帮助他们学习，经常给以表扬。过年过节部队会餐联欢，表演节目，颇有乐趣，比在机关里挨“批”心情舒畅多了。
为了让在边疆和农村的四个儿子以及在江西五七干校的老伴和小女儿放心，我照了一张着军装戴领章帽徽的照片，分别寄给他们，并附了一首打油诗：“二十年前老行伍，五十五岁重当兵，不是刚愎逞豪壮，再学再炼心更红。”虽然是下放锻炼，但当时能戴上红色领章帽徽是有象征意义的，这使经受着艰苦生活磨炼的孩子们受到了鼓舞。尽管建委军管会开的介绍信上没提让我调查研究，工程兵部队仍然要我和一些干部一起做了调查，经过多次座谈讨论，写出了《一支队四大队的调查报告》《关于工改兵优越性的报告》等，报送国务院。后来总理让建委军管会转告我，这几份报告他都看了。
在连队里，我的苦恼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洗衣服，确实长时间很少自己洗衣服了，加上每天干活搞得很累，晚上实在打不起精神。因此就采取多加洗衣粉的办法，晚间泡上，第二 天一早搓洗。这样果然好洗了一些，但洗衣粉太多，时间长了手指头被灼裂了好多口子，一直治不好。这还算是皮肉之苦。最难最苦的要算吃饭这件事了，连队里的米饭很硬，那时副食品供应很差，几乎吃不到鲜肉，间或一个星期吃一次咸肉，也是硬得很，菜里的油水又很少。我从小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即使在东北军的行伍生活中，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来。这下子在连队里可遇到了严峻考验。几乎每顿饭都是人家吃完走了，我第一碗饭还没吃完，连干部总在一旁等着我。饭难嚼难咽，心里又着急，因而最多吃个八分饱，每到夜晚，可能因为饿的缘故吧，失眠加剧。
有天晚上，那已是1970年春的4月下旬，外面漫天狂风暴雨，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电台转播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我听了十分兴奋，更难入寐，中夜索句，哼成几句：“暴雨更兼狂风，怒涛卷山滚滚，莫悉五洲沉落，细听天外歌声。”
由于身体日益变差，又过了一些时候，约5月中旬，我在四川灌县映秀湾水电站工地上突然晕倒了。连队没有医疗条件，急忙送到六十一支队驻县城的医疗所。一检查是高血压，低压130，高压190，给我吃了强行降压的药，把血压控制住了，但是需要休息治疗。部队发电报到北京请示怎么办。又是周总理再一次对我关照，指示立即把我送回北京。
6月上旬，我回到北京，先在阜外医院作了全面体检，诊断为长时期缺乏营养，过度疲劳造成的虚弱。经过一个多月治疗和休息，身体逐渐康复。我就给总理写报告，请示是回基建工程兵部队继续当兵，还是到另外的地方。
总理在我回到北京不久，就派联络员来看过我。接到我的报告后，又派秘书来同我谈话，听取我的意见。过不久，建委军管会就传来总理的指示:谷牧同志不再去四川当兵，改到湖北潜江江汉油田蹲点。这个油田是1969年开始进行勘探开发大会战的。有个指挥部，指挥长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同志兼任，几位副指挥长中有康世恩同志，还有武汉军区的另一位副司令员张显扬同志。
7月11日，我从北京到武汉，韩东山同志在车站接我并送到宾馆住下。我说，我是来做工锻炼的，实在当不起司令员来接。东山同志说，什么劳动锻炼，按老规矩办，统统在你的领导下。到武汉来接我的还有江汉油田生产组组长李晔同志，他原是余秋里同志的秘书，“文革”中我们共过苦难。他向我介绍了江汉油田的情况和对我的安排，并要我在武汉多休息几天。我说，要赶快去，不能在这个宾馆里久住。7月14日到了潜江江汉油田指挥部。
油田指挥部和康世恩同志，安排我同各位正副指挥长一样，住单间房子，吃小灶。生活比当兵时好多了，但是又遇到一个新的生活难题——同蚊子作斗争。潜江是个低洼地带，水面多，闷热，潮湿，蚊子多得吓人。晚上睡觉前，尽管已把蚊帐掖在凉席下面，严严密密，滿防蚊子入侵，可是只要一起夜下床，你就别打算再睡了。一天夜间，风把蚊帐吹开了个缝，于是彻夜鏖战“飞行军”。
除了自然气候和讨厌的蚊子以外，那里的政治环境倒是很好的。我向油田领导请示：怎么个劳动法。他们说，我们的会议你可以参加，除此以外，你想到哪里走走，就到哪里走走。在房子里看书也可以。我说，我是来劳动的。他们说，到了这里，就得听我们指挥。但是，我仍坚持每日半天下工地。先后在炼油厂工地和钻井平台劳动。工人师傅们对我非常热情、照颐。每当我要干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跟着我看看吧！”要不就说“地上丢的钉子还有用，你去捡一捡”，或者让我擦擦机器、搞搞卫生。这些活实在也不算什么活，即使这样，一般也只让我干个把小时，就告诉我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你回去休息吧！在那里，我深深感受到党的基本群众对老干部的关心和爱护，这不单是对某个人，而是体现着对党的感情，对林彪、江青之流倒行逆施的抗争，对党的寧业的信心。我们党是深深扎根干工农兵之中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与许多老工人搞得很熟，很受鼓舞和教育，也下了一番功夫去了解石油冶炼原理和工艺流程，获得不少知识。
这样过了两个多月，到10月中旬传来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的消息。11月初我参加了油田指挥部党委会，学习讨论中央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文件。会议期间江汉油田指挥部接总理值班室通知，让我回北京参加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这个人，我除了1966年冬工交座谈会上跟他交过锋以外，1965年下半年还同他打过交道。
那时毛主席决定成立小计委，余秋里同志为首，林乎加、李人俊、贾庭三同志为成员，要陈伯达和我参加协助工作。毛主席要秋里、我和陈写一个《关干工业问题的决定》。陈伯达自以为是、当仁不让，关起门来搞了几天，写成一稿。他倒是翻了点国外的资料，稿子上主要是讲如何发展电子工业，看起来也有些道理，但非常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毛主席不是要一个强调电子工业重要的建议书，而是要一个小计委成立后怎样抓工业的纲领性文件。陈伯达文对毛主席当时的基本经济思想，如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轻重方针”、基础工业如何加强、轻工业如何相应发展，没有丝毫体现，根本不像样。就这种东西，他硬催我们签字上报。这个字我们怎么能签呢！三十六计，拖为上策。遇到一个机会，我们将此事报告了总理。总理说你们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给你们想办法吧！
他就对陈伯达说，你写工业问题的文件，要去三线看看才好。陈伯达就着这个由头去大三线转了一圈。
可能是要抢功吧，他离京之前，就一个人署名把那个稿子上报了毛主席。不久就听说，毛主席看了后给了个“满纸空话”的评语。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我就暗忖，靠他这个人，靠文革小组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能管好文化革命吗？当然，这是我在对“文革”“很不理解”的情况下，按常规看问题的直观感觉。后来才看透，陈伯达看着像“书呆子”，口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野心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