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总理竭力保护我们，但是我的处境一天天地困窘起来。
这个期间，我又被抄家。“文革”中，我家先后被抄过八次。有时是建委机关造反派抄的，有时是社会上红卫兵干的。有一次，我的小儿子对抄家者表示反对，竟被绑了起来。他们名义上是査所谓“黑材料”、“破四旧”，实际上却心怀鬼胎，另有打算。我家虽没有什么珍奇宝贵之物，藏书倒是不少，结果除马列与毛主席的书以外，所有的书和几件古玩均被先后抄走，有些东西在回去的路上就被私分了。有的一进门就找存折。“文革”开始我未陷入被批斗的困难时，曾同邻居薛暮桥同志问过住处附近抄家的学生：“你们说实话，为什么要抄别人的家？”其中有的透了底：“想找点钱，搞个油印机。”我们说这好办，我俩送一个，不要再去抄家了。”油印机给他们买来了，他们照旧去抄家。“文革”这场大动乱，不但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而且导致了社会公德的大沦丧。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我收藏有明代文徵明等人的几件亲笔函札，抄家者发现后，斥责我说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样复杂!”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违犯法纪、背离道德的行径是深恶痛绝，甚而公开反对的。在我家一次被抄时，邻居周子健同志的女儿周凌燕和另一位学生姜克敏挺身而出，站在我家楼梯口，横眉冷对，就是不许他们上楼去。
一些工交部门的造反派连连批判我。每次出去，总理都派联络员跟着，并通过联络员与他们约法三章：时间以两小时为限；不得搞体罚；不能让其他单位抢走。但是有哪家造反派听话！哪一场批斗两小时能下得来！经常是四五个小时，“触及灵魂”的谩骂侮辱不说，还要被揪头发、扭膀臂、按弯腰，触及皮肉筋骨。特别难以忍受的是四五个小时不能喝一口水，嗓子干得要冒火。一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子，吃饭不能下咽。富春同志看不过去，向总理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两三次，身体受不了，也耽误工作，改为每周一次或最多两次吧！”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一次也不出去了，以后谁叫他出去，要由我批准。”
当时，国务院的许多部长住在中南海的工字楼。他们在机关饱受造反派的冲击和揪斗，生理上心理上都难以支持。总理甘冒风险，尽力保护干部，分批安排这些同志进中南海住些时日，稍事喘息休整。
余秋里同志和我同住假山院，共同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各自家里送饭来就端在一处同吃，免不了也同饮几杯。苦中寻乐，聊以排遣。过了一段，秋里同志的炊事员造反罢工，不做饭了。我家给我俩送饭吃。又过了几天，建委的造反派“勒令”我的炊事员停止给我们做饭送饭。事情的起因是，有一次建委和化工学院造反派可能得到了我回家的情报（当晚我二儿子和小儿子穿着雨衣回家，被暗哨误判〉赶来抄家抓我，两个儿子与他们顽强搏斗，坚持了很长时间，门都被造反派丢掷的煤块和石块砸烂了，直到另有一支队伍从后院爬上二楼捉住我老伴牟锋并押她下楼令儿子们放下手中武器（挂窗帘的铁杆）。他们坚称谷牧回了家，要抓去批判，却到处找不到。突然有人在院子里喊“抓到谷牧了！抓到谷牧了！”造反派们一阵兴奋，待把躲藏在院中葡萄架下的一位老汉押到屋中时，灯光下人们才发现这是炊事员冯师傅。造反派们下不了台阶，斗了一通牟锋，说她曾被捕过，是叛徒特务，又勒令炊事员老冯回机关，以后不许再给我这个“走资派”和“叛徒”老婆做饭。家里没人送饭吃，我们只好到食堂去打，每餐把食堂里供应的几样菜，买一份拿回来，往自备的火锅里一倒，边热边吃边喝。一天，我俩正在吃饭，先念同志来了。他故意说，这两个当权派，还在这里喝酒！他又往墙角一瞥，说酒瓶子这么一堆，看造反派来了你们怎么交待！我也开玩笑说，他们来抓时再说，现在先喝着，您也来品尝一杯如何？先念同志素不善酒，却坐下来进了一杯，这也算是借酒消愁吧！当时我的心情确实愁苦，国事家事都让人焦念。家里我最惦记的是三个十几岁的男孩（老二高中、老三初中、老四小学六年级）。
既怕他们卷入红卫兵运动胡闹惹事，又怕他们由于我这个“走资派”受到株连。住在中南海里得到片断信息又多是模糊不清，实在放心不下。一天，我找了个机会，悄悄回了家，想当面问个究竟，也嘱咐他们一番。谁知刚进家门，就听说造反派要来揪我，于是急促离去。后来还是孩子们想了办法:在白塔寺后头一条胡同里找了个地方，是我在山东工作时一位老战友葛明同志的住处，依靠这位老同志安排的掩护条件，我常常在夜里到那里同妻儿们碰个头。在共产党的天下里，一个党的老干部，竟得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见家属！实在令人费解。除了这一处地方，我和家属还在老战友刘坦同志、住在部队大院的表妹王昭芝，以及张岗等部队老战友家相聚过。一次，我沿着中南海岸边散步，排遣烦恼，看到陈毅同志从对面走来，我连忙迎上去，紧紧握手问好。我知道陈老总当时的处境，有意不说“文革”的事，以免惹他心烦。可能是心同此理吧！陈老总也没说这方面的事。
这个期间，总理要我抓交通运输工作。3月17日，总理有个批示给富春、先念、秋里同志和我并叶帅：“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
”我立即拟订了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草稿。3月21日，经总理审改加写：“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是业务领导小组，对他们要调査研究，阶级分析。”为了支持我工作，五一节时，总理特意安排我上天安门观礼。
五一节后不久，“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标语、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街头。那个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刮起了“抓叛徒”的黑风，这是他们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个阴谋。凡是有过白区地下工作经历，特别是被捕过的老干部，他们都要（当然除去他们帮派中人）诬为“叛徒”。
对我的诬陷，是在他们操纵下由北京化工学院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先搞起来的，国家建委的某些造反派头头便抓住对我“深挖深査”。事实的本来面目是：1936年我在北平左联工作时，被国民党军警督察处拘捕，敌人在审讯中没有抓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过了十多天把我交保释放了。我的这段历史，党早已审査清楚作了结论。总理找我谈话时，我说:这是老问题了，让他们査吧！总理说：已决定从其他专案组抽两个人突击查你的问题，要快点査清，你不必背什么包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虽然总理仍很支持我工作，但是实际上我已陷入困境，很难出面工作了。记得一次总理委托我找铁道、交通两部抓业务的人员研究运输问题，有个“站出来”的干部就拒绝出席，声称不能同“大叛徒”坐在一起，说“大叛徒主持开会，走资派参加（影射攻击国务院业务组其他同志）军管会执行，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叛徒”一案未了，到8月又生出所谓“特务”一案。造反派从国民党国防部的档案甩，查出解放战争初期给特务发饷的名单上有个少校，与我20世纪30年代做地下工作时的名字相同，也叫“刘曼生”。但那个“刘曼生”的年龄比我大很多，是河南人，这在敌伪档案上本来是清楚的，造反派却对年龄、籍贯等一概不管，只是把姓名拍了照片，给我栽赃。当然，这些情况当时我毫无所知。因此当总理问我“叛徒”问题时，我说得清楚；对“特务”问题我却不知从何说起。总理说：“一时说不清，可以帮你查，但是你暂时难以出去工作了，在内部帮我办些事情吧！”
从这以后，国家建委的造反派一直要把我揪回机关。他们还组织“揪谷兵团”中南海北门搭设帐篷，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狂呼乱叫，搅得四周人们昼夜不得安宁，时达三个月之久。总理保护我，一直不答应他们让我出去。其间一次，同我一道工作的总理联络员说我带你去看看揪你的队伍。”
时间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俩出了中南海北门。不远处有座帐篷，内有小桌一张，几把椅子和扩音器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来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学生。我们走过去，问他们人为什么这么少？他们说，正在轮换吃饭。搭讪几句后，总理联络员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先回去了。晚上，总理联络员开心地向我说了我走后的情景。总理联络员问他们:你们要揪谷牧，认识他吗？那几个人说不认识。总理联络员又说，刚才进去那位是谁，知道吗？答曰：不知道。总理联络员说，他就是谷牧，你们连人都不认识，就要揪斗、就要打倒？那几个人一时愕然不知所答。我后来想：此举虽然跟他们开了个玩笑，但实在有点儿冒失，万一出个岔子，就辜负总理的苦心了。
到了1968年4月初，富春同志对我说，总理考虑这样顶着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建委已实行军管，基本控制了局面，所谓“叛徒”、“特务”问题，已经大体清楚，有些人要查，暂且由他们去。总理和富春同志让我回机关，按当时的话说是“接受群众批判，取得群众谅解，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当然理解总理和富春同志的良苦用心，立即表示：“一定正确对待，愿意到群众中接受审查批判。”富春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总理让我特别转告你，自己要保重，要经得起磨炼。”我心里一热，几乎落下泪来。至今这个场镜仍然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富春同志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他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党的建设工作、军事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都留下了他不可磨灭的建树。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抓经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他开创打基础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文革”中，富春同志受到无端的打击，后来处于“靠边站”的逆境，仍然时刻关心经济工作。1975年初，他病重期间，我去探望，他说：“现在说什么形势大好，‘莺歌燕舞’，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没有人给我说实话。”他要我经常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约定每半月我去汇报一次。可惜未到半个月他就去世了！富春同志熟悉我国国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性很强，严肃认真，勇于承担责任，搞“五湖四海”，待人宽厚，平易可亲。他是我毕生学习的楷模。
离开中南海前夕，先念同志来看我。他愤愤不平地说：“你不是当时华东局的秘书长吗？！管着机要，如果你是特务，华东战场的胜仗还怎么打？！”又说:“堂堂华东局秘书长，共产党的大官，国民党怎么才给当个少校特务，真是奇谈怪论!”总理、富春、先念等同志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虽身受重重磨难，心里总有一团希望之火。
关于我回机关后的接受“批判”，富春同志按照总理指示，向国家建委军管会交代了四条：（1）
本机关批判统一由军管会安排；（2）外单位要批判，须经国务院批准，由军管会派人陪同，按时同去同归；（3）批判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文斗不要武斗；（4）让谷牧住在机关里，不要回家住（这是保护措施）。4月11日，建委军管会的两位同志把我接回，住在机关三楼406号。第二天上午，有一个学生和一个司机（造反派头头），闯进来“审问”了我一番，还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写了篇《审问谷牧记》的大字报。军管会怕出差错，又把我搬到402号，还给了我一把锁，让我晚间锁上走廊的门。那时，我们这些人被造反派当作“牛鬼蛇神”，看押我们的地方也被称为“牛棚”。我在这间房子里度过了一年零七个月的“牛棚”生活。那时，大儿子远在西藏工作，二儿子下乡到山西，三儿子又到内蒙古插队，刚刚15岁的小儿子也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老伴带小女儿去了“五七”干校。家里只有年过八旬的老娘一人孤零零的。这正是:骨肉飘零各西东，万物萧瑟动乱中，灯下伴影何所思，国政家事两迷蒙！
我的“牛棚”生活主要是接受审查和批斗，每天还打扫公共卫生。先是批我的态度，接着查我的历史，说我一次被捕，两次脱党。被捕一事就是前文说的那样。“两次脱党”则完全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1934年，我在胶东海阳县做地下工作，因为身份暴露，胶东特委要我转移到北平。到北平后又因北平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接上关系，这怎么能说是“脱党”？1941年冬季，我在沂南大青山突围战斗中负了重伤，因山东分局机关正在反扫荡，天天行军，敌工部安排我转到敌占区一个“堡垒户”隐蔽治疗，更与“脱党”挨不上边。反正在那个岁月里，为了整倒一个人，什么事实都可以歪曲，什么罪名都可以捏造。
当时国家建委机关有两派组织，一个叫“反到底兵团”，口号是“坚决打倒大叛徒谷牧”；另一派叫“红旗公社”，口号是“谷牧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两派观点不同，要争个谁是谁非，都很重视査我的历史。大约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搞清了。为了查我的所谓“叛徒”问题，找到了审讯我的法官和看押我的警察等有关人员。这几个人都证明我被捕时“口未吐实”。后来了解到，在向他们调查时，有人以“立功赎罪”为诱饵，叫他们出具我“叛变”的证明。这几个却说，在旧社会我们犯了罪，现在不能再为了自己嫁祸于人重新犯罪。与那些旨在害人的诱供者相比，这几个似乎还有点儿是良知复归了。为了查“特务”问题，几经辗转找到了那个“刘曼生”的小老婆，确凿地证明我与之毫不相干。
随着上述两个问题的查清，我的待遇逐步“提髙”了。先是给了我贴标语、参加游行的权利。那时每有最高指示发出，必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开始，让我跟队伍一起步行，后来可能是看我上了些年纪，让我坐在锣鼓卡车上。不过那些头头对我仍是颐指气使的口吻：“你上车吧！快点儿！”我上了车，他们说：“怎么今天没有人背小鼓？！你背上！”我当然遵命照办。可能这也是对我的“考验”，看我能不能放下架子。我的确也应当争取一切机会得到群众谅解嘛！果然效果不错，游行回来还表扬了我。接着，又有了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的权利。虽然我对这种形式的活动很不以为然，但不能不参加，不参加就要被扣上“不忠”的帽子了，何必自惹麻烦。大约到1969年2月份，又派我到食堂卖饭。卖菜收饭票我自然算得清楚，但就是接碗递饭、收票找钱这一套节奏相当快的动作不利落。我卖饭的窗口速度是最慢的。但是，仍有不少人特意排到我这个窗口来。有的是借此表示关切之意。有的是要看看我，机关里人多，我这个当主任的，并不是每个干部都接触过。食堂里的大师傅对我很好，在我卖饭时，总是给我留一份好菜，并且邀我同桌共餐。有一次去白塔寺人民医院看病，由于不熟悉路径，到站不知道下车，同车有位建委机关的女同志，她不是去看病的，也不在那个站下车，特意提醒我，并且陪我下车送到医院门口。可惜至今我不知她的姓名。我感谢在那个岁月里所有以各种方式关照我的同志们，感谢他们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里表现出的正直和同情。
1969年11月上旬，我在机关里作检查，群众一致通过，宣布我得到解放。但还要到江西清江县国家建委五七干校作检査。约在11月20日左右到了那里。宋养初同志是干校校长，要我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我们是老同事、老朋友了，可是见了面还不便多谈话，莞尔一笑，尽在不言中。晚上，他捅过来一张纸，是写给我的诗，还记得有这么几句：“禁中情况究何如，梦魄飞来总不舒，坚信圣明能赦过，伫看鬼蜮伏天诛。”这几句诗弦外有音，是我们共同的心境。到后第二天，我在干校群众大会上作了检查，取得了“谅解”。在干校住了一星期，参加田间劳动。有一天晚上，我带着早已在干校劳动、生活并在附近乡村学校读书的小女儿到街上饭铺里吃了一顿饭，尽管没有酒菜，不过是两碗打卤面，但比我们长期吃大食堂里的饭，已觉得是很大的改善。离开干校回北京的前夕，清江县的革委会主任，是位军代表，特地邀我到县城打牙祭。我第一次品尝到总理很赞赏的江西四特酒，果然香醇可口。主人很热情，用小饭碗频频劝我。他们说：“你解放了，要开怀畅饮！”
我从被诬陷的困境中解放了！“文革”期间，党内老革命、老同志和党外的老朋友，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无端诬陷，残酷迫害，必欲置于死地的，从少奇同志、贺龙元帅、陶铸同志算起有很大一批啊！在他们的黑名单中，仅以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来说，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扣上各种帽子的就占65%。我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保护，难以设想会落到什么结果。周总理身处逆境，不顾个人荣辱安危，费尽心血，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巍巍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人民心中！我个人更是没齿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