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要努力适应新的形势，以配合总理的工作，但造反派总是揪着我不放，2月5日在批斗刘裕民同志时拉我去陪斗。2月7日北京化工学院造反派又公布了我反对毛主度的罪状。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二月七日晴
北化近日公布我为反革命分子，第一条罪状，就是我在某一次党组会议上说主席脑子不行了。类似这种话，好似在小范围讲过，但真实情（况）记不清了。
晚上见钟民同志，商量他回不回伊春林区的问題。
公交造反派联络站通知我，明日参加批判薄一波的大会，经请示富春同志，决定不去。
2月10日，有两批人到我家抄家（重点是找文件），甚至搬走了装文件的铁柜。我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刻向总理报告，周总理当即派联络员董风持他的亲笔信去建委追回所有文件，待签字取出全部文件时已经是清晨三点钟，连同那个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的铁柜。
11日，建委造反派得知文件被追回又大闹，斗了副主任孙敬文和顾明同志，还叫嚷要葷风同志到机关去，甚至说总理的信是假的，下午还来了一些人到国务院西门来纠缠，并且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我一夜未能安睡，12日早晨请示先念，他坚决不准我出去，后来答应打开小礼堂让他们进来，我又被他们揪住斗了约两个小时，直到下午二时富春、先念一起出场听他们控诉了一通，才算了事。
13日形势也很紧张，我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二月十三日晴
上午接见各部整编（指工改兵）办公室的同志共十五人，原来说是对工改兵①【①此处的“兵”指的是基建工程兵。“工程兵”指为适应三线建设等需要，一些施工队伍改为基建工程兵编制。】有意见进来找我提意见的，结果是批斗我在整编工作中的错误，批了整整一上午。
下午找郭鲁、于眉②【②郭鲁、于眉，是当时铁道系统和交通系统负责业务的领导同志。】来谈交通运输问题。
晚间去富春同志处吹牛，先念、谭老板均在座，都谈了心里话。先念激动地说了一句：很后悔，当初抓得少了一点。富春交了一份信访快报给我看，是我的问题的一期专号。帽子好大：“恶毒污蔑毛主席，大力吹捧刘少奇。”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这是当时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寄养浩然正气，对林彪、江青一伙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抗争，也是他们深怀忧国赤诚对毛主席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诤谏。被林彪、江青等人污称为“二月逆流”的整个事件，主要是指2月份中央的两次会议（2月14日、1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以及围绕着两次会议几位副总理、老帅以及我们这些协助他们工作的老同志相互间所进行的沟通。
“文革”发动以后，动乱步步升级。自《五·一六通知》的发出，先乱了学校和文教单位；《十六条》的公布，接着乱了各级党政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下达《工业十条》，又使动乱扩大到城乡工农业基层单位；所谓“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不但使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而且烧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邪火，搞乱了军队院校和很多的指挥机关。萧华、杨勇、廖汉生等高级将领连连被斗，陈毅元帅被外交部造反派围困，贺龙元帅竟被抄家。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实在忍无可忍，心头郁结的怒火爆发了。
其实在我回到北京前的1967年1月中旬，几位老帅就在军队搞不搞“大民主”的问题上，已经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我自三线出差回来遭造反派绑架、被总理派人要回后，就一直住在中南海里。十几天来与富春、先念、震林、秋里等密切接触、思想和清绪都是完全一致的，并共同经历了这场斗争，对2月14日的会议（周总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二月十四日晴
九时找罗华生同志①【①罗华生同志时任铁道兵副司令员，我在滨海工作时期，曾任滨海军分区司令员。】来谈西南工指问题。
给富春同志写了封信，说明昨晚看到反毛主席的那份材料，是经委的一派搞的……是对我的陷害。
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气氛好紧张。总理没说几句话，叶帅即站起来很严肃地讲：“我请各位帮忙！我现在看得很明白，各省市党垮了，政府垮了，现在要闹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军队乱了，这后果很严重啊！”
徐帅猛然把桌子一拍，声音很响，很生气地高声说道：“我们不成，把我们撤了散了，让蒯大富来指挥嘛！”
叶帅离席怒气冲冲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叫个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
那边的人无一人吭气，总理圆了几句场，正好主席来电话，找总理他们去。一幕紧张的戏，猛然拉幕了。时五点有半。
再一次激烈的斗争，是在2月16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上。那天，我先挨了五个小时残酷批斗，身体和心情都痛苦极了。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站了一个小时后，机关一造反派，怒斥（我）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让我坐下好好记录。我坐下不到一分钟，谭厚兰在靠前排五六排处拍案而起，大骂机关群众并怒斥我：“谷牧！你这个三反分子，站起来！哪有你的座位！你们机关这是什么造反派，居然出题目，让他坐下……”从此一站（又）四个小时，而且口水未服……
因去西南出差的疲劳在造反派不断揪斗和骚扰下，尚未恢复，且关节炎加重，这次又一站五个小时，感到痛苦不堪。回到国务院，感到口渴、恶心，不想吃饭……身体是实在支撑不住了，大概是秋里同志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先念等领导，下午先念、震林在去开中央的碰头会前，都来看了我，情绪颇激动，长叹而去。
也许正是会前看到我的狼狈情况，心里淤积的怒火被调动了起来，潭老板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首先开炮。他质问：“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同志来？”话题是从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被召到北京引出的。张春桥说群众不同意他来北京。”震林同志厉声说：“你们老是群众！群众！你们说的是什么‘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越说越气：“渔船不生产了，我命令他们下海，说我是压革命，有机会就批我。你们到处斗争老干部、打倒老干部。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对你还是保的。”这句话更把我们“谭老板”激火了。他怒冲冲地说：“我用不着她保，我革命不是为了她江青。”“你们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就整了那么多人（这是批评康生的）。现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说着说着拍桌子站起来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壳，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到底！”说着拿起皮包就走。总理叫他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嘛！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会上的老同志深为震林同志这番痛快淋漓的刚正直言所鼓舞。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不光斗老子，还要斗小子，西郊机关（指军直机关〉里十几岁的娃娃被抓起来，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修正儿混蛋’！革命革到这个样子，往下发展是个什么结局！”总理问陈伯达：“《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送给我们看看。”陈毅同志说：“谁是革命的，现在还看不清楚？当年王明自称是最革命的、最正确的，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什么打游击可以，‘讲马列就不行了’等等。后来他怎么样？现在也还要看，究竟谁反对毛主席？究竟谁正确？历史会证明的……”“这样搞下去，党会成什么样子？连哭都找不到个地方。”
先念同志说：“我已经哭了三次了！”秋里同志也说：“计委的造反派每星期斗我两次，他们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了！”叶帅、徐帅、聂帅也都就军队被搞乱等问题激烈地发表了意见。
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
三老（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四帅（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志）披肝沥胆，慷慨陈辞，丹心昭日月，风雷震华夏。在14日、16日的这两次会上，实际上提出了三个原则问题：一是我们的国家、军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的军队要不要稳定；三是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都打倒。这些都是触及“文革”根本的问题。而且有的领导同志发言中还涉及“斯大林晚年”、“毛主席的接班人”等十分敏感的问题。
已经身入苦海的总理，在这两次会上没讲什么话。是啊！总理又能讲什么话呢！16日会后，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向毛主席汇报。
恶人先告状。16日当晚，在江青安排下，王力、戚本禹连夜整理记录，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向毛主席汇报。他们在汇报中还特意说到总理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有意见。毛主席希望生产建设照常进行，他可以同意上年中央12月工交座谈会提出的“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等具体意见，但决不会容许这两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对“文化大革命”整体的非议。加上张、王、姚的摇唇鼓舌，夸大歪曲，自然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雷霆震怒。
19日晚，毛主席找总理、富春、先念同志和几位老帅谈话，批评得严厉至极。他说，我等了你们三天，你们不来。如果是这样，我回湖南，陈伯达去苏州，江青留在北京，让你们批判、枪毙。他还说，陈老总不是很想王明吗？把王明请回来做文革正组长，你陈老总做副组长…
接着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被迫开了七次生活会。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拿着毛主席19日晚的批评作虎皮，恶狠狠地反扑过来，说什么“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演”，“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走资派”等等。他们还诬蔑富春同志家里和京两宾馆、西山（中央军委一处办公场所）是“黑窝”，攻击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我和余秋里同志也被康生“封”为“二月逆流的小伙计”。他们杀气腾腾，搞得乌烟瘴气。与此同时，他们耍弄运动群众的惯伎，操纵造反派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黑风，大搞打、砸、抢、抄、抓。他们还声称“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妄图打倒周总理。自此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停止活动，再也没有开过会，原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讨论的重要问题都由中央文革决定。
英勇的二月抗争，难忘的二月抗争。它是“文革”中站在正确方面的中央高层领导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回合，是继上年12月中央工交座谈会那场斗争之后，在“文革”根本问题上展开的激烈搏斗。虽然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统治全局而遭受压制和打击，但是它在党内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使一大批干部眼睛看明是非，心中燃起真理之火，照亮了此后的斗争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