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三线建设，周总理始终抓得很紧。在“文革”动乱开始后，他多次向我谆谆交待：“三线建设与一二线不同，不能受‘文革’的影响。你要组织安排好，重要问题及时汇报。”大三线建设的形势，在1966年第三季度以前还比较正常，10月以后就同一、二线的工交企业一样，发生了混乱状态。
我责任在身，深为焦虑：林彪、江青一伙对《公交十五条》的批判会使经济形势特别是三线的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毛主席十分重视工交座谈会后造反派对我的“炮轰”升级，但无论如何我也要去三线现场搞清楚情况。经报请总理和李富春同志，得到同意。这时，国务院通知我和余秋里同志各自带个小工作班子搬进中南海办公。我等不及搬进去再走，只对有关人员交待了如何办理此事后，便出发了。
先到成都，一下飞机就觉得气氛异常。进入市区，看到满街大字报、大标语，什么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某某人必须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投降等等，到处都是。还碰上造反派强迫“当权派”游街，一二十个干部，每人被披了个麻袋，前胸后背各贴一张黄纸，写着本人的姓名，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没想到西南也乱成这个样子，我心里的焦急更为加重。
本想先找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程子华同志，诸他详细谈谈真实情况，哪知他正被造反派围攻，要他表什么态。我一到，这些人又向我围来，问建设大三线是什么路线？两南大三线建委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严正地说：“建大三线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西南大三线建委是根据毛主席命令成立的，是落实毛主席战略决策的。”
造反派离开后，子华同志对我说，他已陷入被动局面，工程指挥乱了，情况他不太了解，他劝我不要住在西南建委，以免陷进去。竟然遇到这种情况，是我离京时没想到的。
此后，我以基建工程兵政治委员的身份，依靠解放军的帮助，才得以辗转四川、云南、贵州，看了几个重点建设项目工地。四川、云南交界处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渡口）是我要看的重中之重。冶金部副部长徐驰同志是工程总指挥。他派人在中途迎住我，说渡口形势混乱，千万不能进去，约我在渡口北面成昆线上一个叫米易的小站上见面谈了谈。
出川到云南昆明，本要找省委书记阎红彦同志研究工作的，可是他已因为被中央文革那伙人迫害，而愤恨辞世了。
我的二儿子在所谓“大串连”期间被我动员到铁道兵七师下连锻炼，参加成昆铁路云南段的建设。铁道兵安排我乘一艘小拖轮沿金沙江检査几处成昆铁路工地时，七师的领导把我儿子也带到船上来。
在谈工作的间隙，我找机会把儿子叫到一边，告知他的一批朋友（包括几位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因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公开反对中央文革而纷纷被抓，他三弟因为是“联动”骨干现在也处境危险，要他在铁道兵枳极劳动，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之后到了贵州水城。水城钢铁厂建设指挥长陶惕成同志，原是鞍钢主管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四十多岁，一位很精干的负责干部。他向我汇报了建设秩序全被打乱、工地已经瘫痪的严重情况，离去后又特意折回我的住处叮嘱我：此地不能久留，快走！果然，第二天造反派就抢印夺权，以后陶惕成同志也惨遭折磨致死。
行程中，同北京信息不通，全靠看街上的大字报了解形势。萧华、刘志坚同志被打倒，陶铸同志被点名“批判”，造反派到处夺权的“一月风暴”等等，我都是先从大字报上知道的。途经黄果树瀑布时，贵州省省长陈璞如同志来会面，说贵阳乱得很，抓革命促生产根本办不到，省委不得不东躲西藏，如同被打入地下一样，有时要到火葬场开会，以免被冲击。
沿途我看到，三线建设除了部队（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承担的项目之外已经大乱。大部分工程负责人被斗、挨批、“靠边站”。很难找到人，找到的人又说不清楚情况。多数工地停工半停工。尽管如此，我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毛主席关于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思想；宣传要抓革命促生产，把三线建设好，让毛主席放心；宣传要抵制学生串连，不能停工停产。这些都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政治局讨论“工交座谈会”情况时批判我的内容。“批”由他们“批”去，我要本着总理教导的“挺身而出”、“勇入苦海”的精神，坚持讲必须讲的话，坚持做应当做的事。
我把看到的和想到的向富春同志写了报告送北京，他要我暂不回北京，到攀枝花支持徐驰同志工作，抓好这个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点。
云、贵、川的这个季节，经常是密云不开，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东两笼空罩地，潮湿、阴冷，气候糟极了，我的心情也糟极了。这次西南之行，与1965年底那次情况对比，迥然相异。如此下去，倾举国之力铺开的大三线建设如何继续进行？将会造成何等严重后果？如此下去，全党全国茹苦含辛经过三年调整争取来的好形势，乃至17年的建设成果很可能尽付东流！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江山自我搅得乱哄哄？！……中夜苦索起看天，浓雾重重西南行。
这时，国家建委造反派“反到底兵团”已多次发来“通牒”，要我回去接受“批判”，否则，他们就要来揪。我请示富春同志还是回去让他们‘批’一阵再来。”富春同志说那就回来吧！可是一回来很可能就去不成了！”果然，1967年1月30日，我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造反派绑架。第二天被总理派人营救出来后，在日记中补记了当时的情境：
一月三十日 成都阴 北京晴
九时起飞，十一时抵京。一下机场，就觉形势不对。我自己的汽车没有开来，家人和机关领导千部都不见。一群不大认识的青年人，迎面走来，态度十分蛮横，要我交出手中的皮包，上他们的汽车。我拒绝了。我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不要问，上车。”两个彪形大汉，从左右两边把我一夹，推上了华沙牌汽车。真怪，我每逢碰到这种情况，脑子总是显得特别镇静。我刹那间，浮起一个联想：三十年前我在北平华北公寓深夜被捕时，也是两位高大的警察，把我推上汽车的。
上车后我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抱住皮包不放。我左右两个学生，厉颜疾色地反复要我的皮包，我据理顽拒，并提出皮包里有国家机密，保护国家机密，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
到了住地，造反派向我宣布：文件贴上封条交他们保管，他们保证不出事。家里可以送饭吃，但党组成员及家人均不准见。
晚上，我从窗口观察一番，知道我的住地是钓鱼台北，建委的一间单人宿舍。
后来才知道位于甘家口的这个地方是“学生串连接待站”。
第二天在建委机关的斗争大会上被斗了五个小时，直到总理派来的联络员经过严正交涉（指出：“造反派不能随便抓人”、“总理要听谷牧的汇报”）我才被送到中南海北门。
同时跟我一同出差的李灏同志（建委党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做我的秘书），也被造反派勒令揭发交待，不许和我一道工作。
一个共和国的部长级干部受总理、副总理之命，为落实毛主席和全党所关注的建设大三线的国家战略，赴两南腹地调查一个多月后还未能向总理汇报，就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而且该组织还因为走在了其他造反派的前面而自鸣得意(总理得悉此事后，马上派联络员找建委机关这家造反派要人，这正好成为这一派组织独家斗我，然后排除其他派别参与的借口）。中国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种事情恐怕很难被外国学者、甚至我们的后代所理解。
就这样，我结束了西南之行，恢复了一边接受群众批判，一边协助总理抓经济工作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