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让我起草了不得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
总理为国为民，赤诚苦心。但是，形势发展却很难掌握。7月以前，虽然“文革”已经发动，但主要还是乱在学校和一些文教单位，经济战线还比较稳定，上半年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农业的夏收夏种情况也好。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动乱迅速波及全国。特别是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矿企业受的冲击愈演愈烈。上千万学生全国“大串连”，搞乱了铁路运输秩序。中央文革那一伙人蓄意把火引向整个工交系统，煽动学生下厂矿串连，许多经济部门和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被“炮轰”揪斗，冲乱了生产指挥。有些地区的工人檀离生产岗位，强行登车上访，交通状况发生严重混乱。武钢、马钢等大企业库存的原料、燃料急剧减少，生产岌岌可危。10月上旬，我向总理报告了铁路运输的困难，学生大串连压力太大。总理说，可以搞三个方案，把困难和办法都写出来，由我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总理还说：“我很担心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11月初，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王洪文等聚众卧轨、阻断了沪宁交通的“安亭事件”。去处理此事的，也就是此事的后台张春桥，又给“安亭事件”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我们这些人，早已挨了大字报的“炮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在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濒临停断的险局中，协助周总理处理着一个个令人担忧焦虑的难题。
为了防止工交形势的继续恶化，我向国务院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先务几天“虚”，讨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法。富春同志表示赞同。周总理指示，分成两摊，要余秋里同志抓计划会议，要我组织研究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我刚着手组织班子起草文件，陈伯达就送来了他们搞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以下简称《工厂十二条》其内容是要煽动和诱惑工人闹事，显然意在搞乱工矿企业的正常秩序。于是，我向总理提议，请地方和国务院工交部门的一些负责干部开个工交座谈会，专门讨论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得到批准。
会议于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六个大区、京、津、沪、沈、哈、汉、穗七个工业城市和国家计委、冶金、铁道、水电、一机、化工等部门的领导同志。我传达了总理、富春同志的指示，宣布了议题。与会同志在讨论中，纷纷反映工交系统日益严重的混乱状况:生产有停顿趋势，基建大受影响，科研尖端和协作项目基本停止。大家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在工交系统一下子全面铺开，后果难以预料。特别对中央文革搞的那一套，大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有的同志说，“文革”是“革命热情”加“儿童游戏”，“孙子斗爷爷”。有的同志说，学生下工厂是向工人学习还是煽动工人闹事，这是问题的要害。有的同志说，党政工团加民兵，还有职工代表会，工厂里的组织不少了，还成立什么群众组织！更不能搞什么全市工人联合造反组织。有的同志说，把积极搞生产的干部和工人说成“保皇派”，太岂有此理了。
总理、陶铸同志和富春同志都曾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同大家座谈。有一次，吕正操、段君毅、刘澜波、吕东、徐今强同志走到总理跟前，慷慨进言，说我们挨批挨斗没有关系，生产建设无论如何不能搞乱！情绪激昂，引起到会绝大多数同志的共鸣。这就是社会上传闻的所谓“五部长包围总理”。我们很清楚：总理对于自己同样“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既要“紧跟主席思想”，又要在“左”倾错误已经统治全局的复杂环境中，竭力做局部矫正、中和和疏导工作；还要对盘踞高位的林彪、江青一伙巧妙周旋，进行斗争。总理身为全国的当家人，党和国家大量的日常工作、国民经济的紧迫问题压在他的肩上，可是他的战友和助手一个个被打倒、“靠边站”、受迫害。总理的处境十分困难艰险，总理的压力非常沉重，总理的内心经受的煎熬难以言喻。而我们也只有对总理才能剖明肺腑说真心话啊！总理也是关怀爱护我们的，向我们交心的。11月19日，他在工交座谈会上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因势利导，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即使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尽量减轻党和国家的灾难，无私无畏，以古稀高龄，身入苦海，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的光辉榜样，激励我们顶住压力，坚韧地工作和斗争。
对陈伯达送来的那个《工厂十二条》，大家一致反对。但是对中央文革起草的文稿，还不能直截了当地予以否定，于是打个“迂回战”，采取增删修正的办法。凡是无碍大局的地方予以保留，凡是原则问题就按我们的意见来改。结果，改了三条，加了三条。主要是:明确写入“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样一个总精神，增加了工交企业的“文革”要分期分批进行，坚持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正面教育为主、不搞“四大”，学生不得下厂串连；还根据当时主管财贸工作的姚依林同志的意见，写进“此件精神适用于财贸系统”。依林同志对我说你们的‘列车’一定要多挂一节‘车皮’，把财贸捎上。”这样修改后，由十二条变为十五条，题目也改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工交十五条》。
我们会议的所有情况，为中央文革通过他们派来的“记者”及时获悉。21日下午，陈伯达打电话找我和余秋里同志去。秋里同志有事，我先到了。一进门，陈伯达就气呼呼地拿起一本线装书，指着一段让我看。原来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几句：“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大意是写文章的、搞历史的、研究天文气象的，与掌管占卜、祭祀事务的小吏相似，本来就是主子和上方大人物戏弄的对象，如同乐师、戏子那些被豢养的“下九流”一样，是被世人看不起的。我早在少年就会背诵这些古文。我意识到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大人物”，先以沉默来应对。陈看我不做声，就问“你读过吗？”接着，陈大发牢骚说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现在你们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我说：“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的实际，为了保障生产建设必需的正常秩序，改了三条，加了三条，使文件更完善。”这时秋里同志到了，陈仍旧唠唠叨叨说那些不讲理的话。我们看根本没法跟他理论，就离开了。
我们径直去向总理汇报。总理正在忙着开别的会，我们简要讲了上述情况。他说：“明天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你们一次汇报。”他还说：“司马迁的那几句，我记不全了，你给我抄出来。”翌日中午，我又向总理和陶铸、富春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们修改文稿和去陈伯达那里的情况。晚上十点钟，富春同志电话告诉我，你讲的问题，总理和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厂企业的文革还是分期分批进行；（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的提法从稿子中去掉，不要把“当权派”划宽了。我们想，毛主席是不会同意把生产建设和经济工作搞乱的，满以为稳定工矿企业有望。有位同志还说，我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怕什么！可以跟陈伯达辩论嘛！但是后来的情况同此时的乐观估计大不一样。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讨论《工交十五条》。到会的领导同志比较全，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当然也少不了中央文革那一伙。会议由林彪主持，开了三个半天。林彪参加并主持讨论政府工作的会议，这一次可能是最长的。我在总理的支持下，事先认真准备了汇报提纲。我当时想的是搞生产、搞经济建设没有错，不管怎么样，也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报真情，说真话，把工交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反映上去。我针对当时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工交系统同样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谬论，就工交战线工作进行了阐述:第一，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髙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存在“黑线”问题；第二，工交战线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是个好队伍，没有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第三，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协作性要求生产不能中断。我说，这三点决定了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文化教育系统，也不同于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分期分批，坚持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停止。我特别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中搞生产建设的班子，从上到下建立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对工交企业里在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办事，不能全部罢官。
汇报完后，强烈的“大批判炮火”立即向我压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首先开炮，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说按照你说的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就可以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完全是走资派的论调。”“
你的汇报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搞文化大革命。”王力还指名攻击了陶铸同志，说他“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汇报提纲受了他影响，试问北京哪个工厂党委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康生接着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矿企业这一环问题很大。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他从国内到国外乱扯了一通，说“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现在的工厂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文教系统少，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江青泼妇骂街般地诬蔑我们“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陈伯达气势汹汹地质问：“这个汇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要搞突然袭击？”这时总理严肃地说：“这个提纲是我让他们开夜车赶写的，来不及分送。”
谢富治对工交座谈会也横加攻击。他的这副腔调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早在10月份，我在一次会上碰到他时，向他讲了些工交系统出现的混乱情况，原想争取这位新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支持，不料他拿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套话应付了我一番。我就明白他已投靠林、江一伙了。还有个上海的马天水，此人也参加了工交座谈会，起初他和我们的看法、意见大体还是一致的。见我一遭“批判”，他就看风转舵，马上站到江青、张春桥那边。此人后来成了十年“文革”中响当当的“革命干部”。
12月6日，林彪总结讲话，用他的独特语言，猛“批”工交座谈会，彻底否定《工交十五条》。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汇报提纲’里那三个特点的头两点要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他还说干部是关键问题，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
干部当权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要让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都睡不着觉。”就这样，我挨了他们三个半天的批斗。
在林彪主持的这三个半天的会议上，总理、富春同志、先念同志、叶帅、聂帅都很少讲话。当林彪说完后，总理讲了一番话。他说：“谷牧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经济出了问题反过来又影响革命的发展。我多次找他们谈话，但他们思想没有打通，转不过弯子来，因而在这个文件（指《工交十五条》）中又出现了这种观点。”很明显，总理是在为我们开脱。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几天，总理主持开会研究工交座谈会的传达问题。总理提出要不要把会议的有关文件发下去，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表态说，完全赞成把《工交十五条》发下去批判，但是希望只传达对我的批判，不要涉及其他无关的事情（指王力点陶铸同志名一事）。陶铸同志马上说，我的问题可以传达。这时聂帅看了他一眼，接着说：“不要瞎讲，我不赞成向下传达，一概不要传达，谷牧同志只是内部讨论工作中的认识问题，是没有形成后果的错误，只是改了改稿子嘛！稿子写得不好再修改一下或另写一份不就完了吗！不传达下面不知道，一传达反是扩大了影响，干扰斗争大方向，很值得考虑。”叶帅当即表示完全赞成，富春和先念同志都同意。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虽然强词夺理叫嚣了几句，也说不出什么站得住的理由。总理就拍了板：不向下传达，各大区来开会的同志回去后只在中央局常委内部谈一谈。
过了不久，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十几个省的造反派代表和被他们揪到北京来的第一书记。会议开始，总理要我先讲讲。我想我怎么能在这个场合讲话，就说没什么要讲。在座的陶铸同志提醒说:“总理要你讲就讲嘛！”我顿时领悟到，总理是为了保护我过关，要我借此机会表个态，就站起来检讨了一番。我说：“我犯了以生产压革命的错误，我怕把生产搞乱了反过来妨碍革命，我总考虑生产，很少考虑革命，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像许多老同志一样，迫于形势不得不说这些违心之言。
12月1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这是陈伯达等人炮制的。因毛主席肯定了“坚持八小时生产”和“业余闹革命”，《工业十条》不得不写入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强调工矿企业要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规定八小时以外主要是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提出了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连”。林彪、江青一伙操纵造反派，把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工交座谈会和《工交十五条》的情况，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什么林彪的讲话、康生等人的讲话，都在街头用大字报公布出来，使坚持搞生产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受到打击和压抑，也搅乱了人们的思想。造反派得意洋洋到处冲击。工交战线和工矿企业由此被淹没在逆风恶浪之中。
记得这年10月27日我参加中央召开的大区及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书记们提了不少紧急的问题。散会时向外走着，叶帅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诗词：“串连炮打何时了，宫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忽然发现大家注意看他，叶帅不念了。凡听到了的人（恰好均是老同志）都相顾而笑。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叶帅按《虞美人》词牌韵律填的一首词，词的下半部分是：“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陈老总曾为此词手书“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美哉，《虞美人》！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多数老同志还从努力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角度来争取跟上形势，事隔五个月，叶帅这首词反映出的却是更多的不理解和准备再一次战斗的决心。
而工交座谈会上的这场斗争正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前的一次重要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