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惊疑、困惑和焦虑
我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参加过许多运动，也领导过地区或部门的运动。唯独对“文革”，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
自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之后，全党坚决扎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推动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逐步改善，城乡经济形势逐步好转。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代表党中央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乂强国。1963年大庆油田会战胜利，1964年核爆炸试验的成功，都说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1965年，全国产粮食3891亿斤、棉花209.8万吨、钢1223万吨、原煤2.3亿多吨，分别比1962年增长21.5%、179%、83%和5%，都超过或接近1957年的水平。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
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困难过去，前景看好，积极努力，迎接新中国建设的又一个春天”。这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我们这些工交系统的负责干部想的多是:如何进一步贯彻《工业七十条》，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创造更多的大庆式企业；如何抓好先进经验的推广、新产品试制和技术管理，让更多的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如何加强工业支持农业，实行以厂带社、厂社挂钩，为农业更好地服务。哪能想到，这时“文革”大动乱的“导火索”已经点燃！
这个“导火索”，就是上年11月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随之广泛开展的对一切有关海瑞的宣传的“大批判”。虽然报刊上连篇累牍，但当时并未引起我多大的注意。
因为，那几年批判某些文艺作品的事时有发生，如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批《李慧娘》、《谢瑶环》等等。我以为批《海瑞罢宫》是它的继续和发展，是文艺界和思想文化界的事。我抓三线建设，任务繁重，也实在没时间去看那些文章，想那方面的事情。而且，毛主席在1962年强调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指出不要因为抓阶级斗争而放松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经济调整就是按毛主席这个指导方针来进行和完成的。我想，无论文艺界、学术界批得多么厉害，毛主席殷切关注的三线建设，总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吧！我一心一意扑在三线建设上。
引起我思想震动的是罗瑞卿同志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的消息。我十分惊疑：一向被公认竭诚拥护毛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罗瑞卿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1964年部队“大比武”搞得很好，推动了全军大练兵，这桩事怎么会办错了，怎么能扣上冲击突出政治的“帽子”？中央领导层怎么总是出事，彭老总的事才过去了不几年哟！这场党内斗争看来又要涉及髙层领导，岂不又要影响工作、影响建设！我当时想，但愿事态不再扩大。不久看到中央批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其中有要把枇判约束在文化学术界的精神，重在纠“左”。对这点我很赞成，盼望中央真能这样把握。
同我的愿望相反，3、4月份政治“气温”急剧升高。报刊从继续批判吴晗同志扩大到枇邓拓、廖沫沙等同志之后，党内又传来消息，毛主席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罗瑞卿同志被上了更高的“纲”，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均被调离了工作，可谓狂风乍起。5月4日到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虽然在上海没有出席，但会议按照他的意图，宣布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撤销《二月提纲》，发出《五·一六通知》，成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我列席了这次会议，听到了林彪在会上喋喋不休地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诬陷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鼓吹个人崇拜，“神化”毛主席，说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自封“高举”、“紧跟”。我还看到林彪蛮横谩骂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恬不知耻地写条子证明叶群是处女。更使我惊愕的是，康生竟指名道姓攻击朱德总司令。散会时，我走到总司令跟前，向他问好。总司令说我是‘黑司令’了，你还要我的字吗？（我曾向总司令讨墨宝）我说：“要！当然要！您答应了多次就是没兑现，我又不好意思催您。”
《五·一六通知》的出台、“中央文革小组”的登场，拉开了“文革”动乱的“序幕”，预示着党的正确路线将被拋弃，各级党政机关将被夺权。可是那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这上头，只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不可避免了。我仍然按照常规思考着大跃进”的后遗症刚刚得到解决，全党全国刚刚要迈出新的前进步伐，这来得多么不易啊！有什么必要再搞这么大的运动？城乡是有些“四不清”的现象，难道真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中央？被点名批判的中央领导同志会反毛主席？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怎么会成了“正宗”？！特别是江青这个人出头露面、掌握权力，使我难以接受。党和国家靠他们这些人能搞好吗？《诗经》上“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大雅·瞻卬》〉这两句古语，油然浮上我的脑际……
这一切是怎么突然发生的？又将走向何处？刚刚有了起色的国民经济将会怎样？三线建设将会怎样？我们这些干部将会怎样？……我怀着极大的惊疑、沉重的困惑和数不清的焦虑，关注着已经发生的我不愿看到的事。
我不愿看到的事还在继续发生和发展。《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了，“红卫兵运动”起来了，北京市委改组了……大动乱、大浩劫、大灾难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