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小平、富春同志到西南看了几处建设基地，在成都听西南建委汇报。12月4日到达昆明，5日上午就开会。
按会议日程，我排在5日下午汇报。我准备了详细的提纲，其中提出了几个需要领导上作出决策的重要方针性问题，包括：“一二线有什么工厂，三线也要有”这个要求如何具体落实？建设在三线的工厂要搞到多大规模？“靠山”靠到什么程度，“分散”分到什么程度（建设中有的单位把一个生产车间分为几处）？哪些项目要“进洞”？三线建设中轻重工业的比例如何掌握？重点当然是重工业，但是轻工业搞得少了，职工家属不好安排，由此又会引起职工队伍的不稳定，如此等等。我满心期望，这些问题经过讨论后，能得到小平、富春同志的明确指示，以便我们具体办理。
哪里想到，会议只开了半天，下午就停开了，我一个字也没能汇报上。那天中午，我在饭桌上听到传来的消息，要小平、富春同志立即赶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下午，两位领导同志乘专机匆匆离去。我们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再开没有说，只好中断。不是说三线建设不搞好，毛主席就睡不着觉吗？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这还紧急重要的事？我深自纳闷儿。许多问题没有中央领导的明确指示，到底怎么个搞法？又很焦急。怎么办？只好回北京再说了。
回程我坐车穿滇东、桂西到南宁，为的是实地考察西南的地形地貌，以便更好地安排三线建设。
途经的许多大山区，层峦叠嶂，山高谷深，地势险峻，道路崎呕。心想即使打大仗，帝国主义也难以进到这里，侵略军来得少了不解决问题，来得多了补给、交通大成问题，会陷入绝境，即使在这类地区丢几颗原子弹，作用也很有限。谁想征服中国是自找霉头。
接着，从南宁坐火车到长沙，接到李井泉同志打来的电话，约我再行入川，共同研究三线建设的一些问题。此时，我对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情况已有所风闻，急着想回北京知道个究竟，更想促进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召开在昆明开了头的三线建设会议，就与井泉同志商定，我先回北京再去成都。
一到北京，就去见富春同志。他给我讲了上海会议上罗瑞卿同志被批判和被撤职的情况，并说中央还要为此继续开会。我问昆明那个会什么时候再接着开，有许多问题等待着解决呢!”富春同志沉默了片刻，慢慢地说：“这桩事可能一时顾不上了！”
1966年3、4月间，中央连续开会批判罗瑞卿同志。《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又被诬为“反党大毒草”，接着是《五一六通知》发出，“文革”大动乱拉开了序幕！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困惑不安地看着当时发生的自己不愿看到的一切。我深切盼望召开的讨论大三线建设的会议再也没有复会。
一度列为全国头等大事的三线建设在中央工作日程上“靠边站”了！
此后十年动乱中，三线建设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总计国家投入了1200亿元的资金，在陕、甘、宁、青、云、贵、川七省区和豫、鄂、湘三省西部进行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由于上得急，铺的摊子大，后又加上受到“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还有林彪强调“山、散、洞”的影响，确有不少损失浪费。但是，它毕竟在三线地区建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项目，逐步形成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包括以电工器材、棉纺为主体的陕西关中工业区，以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大型水电站为主体的甘肃兰州工业区，以重型机械、电子为主体的四川成渝工业区，以攀钢为主体的攀西工业区，以六盘水煤矿为代表的西南、西北几个大能源基地。成昆等五条铁路干线的建成通车，使西南交通闭塞的状况为之一变。同时形成了以交通、能源、基础工业为依托，各具特色的几个国防工业大基地。所有这些都显著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了大三线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和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这么巨大的工程全由我国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自行勘察、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安装试车来完成，唱响了一曲自力更生的胜利凯歌，其意义是很大的。参加三线建设的广大职工、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和领导干部，是立了大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