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第四季度，根据少奇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一律要下去蹲点的要求，我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澜波同志带领工作队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搞了四个多月的“社教”。当时这个厂的党委书记是李锡铭同志。那时搞“社教”，有些地方“左”得很，工作队一进去就撇开原来的党政组织和干部，“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批斗干部等等。我们下去后没搞这一套。但囿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宣布李锡铭暂不参加社教的领导，不过内部的一些会议还是请他参加，通过他了解情况。
锡铭同志作风朴素，终年在厂勤恳工作，住在一座小房里，连家都很少回，根本不是什么“走资派”。大多数人是拥护他的，也有少部分人对他有些意见，但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厂的基本状况也是好的。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教育上，放在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上，放在促生产上。这中间，彭真同志曾找我和澜波同志谈过一次话，要我们保护李锡铭同志。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保护李锡铭同志，保护厂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有些缺点的干部。只批了几个坏人。实践证明，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1964年冬、1965年春，我在毛主席支持下，比较集中地抓了设计革命，这也是社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中国的勘察设计队伍，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旧中国从事基本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只有少数土木、建筑事务所，全国解放时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不足1000人。1952年，当时陈云同志任主住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专门通知各大行政区财委，要求迅速建立设计队伍，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建立各级设计部门。当年就集中了2万多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已扩大到15万人。到1964年全国的勘察设计单位250多个，其中中央各部直属的170个，职工总人数已达23万人。这些勘察设计单位，集中了大批技术人员，他们刻苦学习，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的设计技术。像当时的大庆油田、淮南煤矿新矿井，以及以后的攀枝花钢铁基地等，都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是立了功的。
1963年社教运动在全国城乡铺开后，设计院怎么办？不搞社教是不行的。但这里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思想状态、工作方式与农村人民公社不同，也与城市工矿企业不同，套用农村和工厂的做法也不行，到底怎么搞？人们思考着，探索着。大约到1963年冬，一些设计单位提出了设计革命化的问题，即要求设计人员思想革命化，设计单位组织革命化，工程设计工作革命化，主要内容是要求设计人员下楼出院，到建设现场与工人一起，在参加劳动中深入调査有关情况，测绘有关图纸，做出多快好省的设计方案。这个经验很快传开，被称为“设计革命”。1964年10月间，我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同志，组织调查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以国家经委党组、中央工交政治部的名义，报送中央书记处。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彭真同志，将报告送呈毛主席。毛主席于11月1日作了批示彭真同志，请转谷牧同志: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缋。请谷牧同志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査、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
11月1日晚，我从彭真同志处得知上述批示。毛主席发了令，并指定我办理。我们当然雷厉风行。
第二天即11月2日上午，我就邀集工交口和国防工业口的共19个部门主管基建的负责干部开会，传达讨论了上述毛主席指示，安排展开设计革命。晚上，我又赶写了一份报告，报送彭真同志转呈毛主席。在报告中，我提：“出设计工作革命是当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以主席思想为指导，彻底揭发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打破苏联框框的束缚，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和符合多快好省要求的设计工作办法来。在今后三个月内主要是揭发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为开好明年2月全国设计工作会议做准备。至于设计院划阶级、整顿队伍等方面的工作，可以在这段工作以后的适当时机再进行。”对于开展设计革命的步骤，我在报告中提出；“第一步，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第二步，选择重点设计项目，解剖‘麻雀’，分析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第三步，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改革规章制度。”我还报告说：“各部都有一位副部长负责此项工作，我准备两周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检査，日常工作由宋养初同志负责。”11月8日，彭真同志又转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的批示退彭真同志:请告谷牧，他的这个部署很好。”
从当年12月到翌年1月，我召集了四次会议，检查设计革命进展情况，讨论运动中提出的问题，每次会议都编印简报，报送毛主席、少奇、总理、小平、彭真、富春、先念等领导同志。这个期间，有次在人民大会堂遇到周扬同志。他说，你们搞的设计革命，这个办法好！我正为文化界如何搞社教煞费心思！你们的做法，启发了我们。
1965年3月15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设计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回顾了四个多月开展设计革命的情况，提出了设计革命的五项任务：一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逐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二是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搞现场设计；三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四是整顿设计队伍，把思想革命化的年轻有为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五是健全领导班子。对于设计革命和社教的关系，我在《报告》中说：“我们解决了设计工作的政治挂帅问题，设计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规章制度问题，设计队伍和领导班子问题，实质上就解决了设计单位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问题，也就解决了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清经济，虽然在设计单位不突出，也要在运动后期适当时机加以清理。设计单位的社教，是围绕设计革命进行的，设计革命是设计单位进行社教的特定形式。”会议对这个《报告》和提请会议修改的《设计工作五十条》进行了详细讨论，补充了不少好意见。
会议期间，曾向中央先后作了两次汇报。小平同志指示说：设计单位抓住设计工作革命来搞四清，是积极道路，我赞成。设计革命就是设计单位的四清运动。少奇同志指示说:设计革命抓得对，抓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看来抓迟了一五”、“二五”就应当抓。6月14日，中央转发了我的《报告》，8月下旬，国务院将《设计工作五十条》下发试行。
这次会议后，在全国设计系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国务院各部门直属设计单位大约有70%的设计人员，下去搞现场设计。原打算在1966年再开一次全国设计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设计革命，因“文革”开始，一切被打乱，没有办成。实际上，设计革命只搞了一年多的光景。现在来看，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把设计革命作为设计院搞社教的形式，在较大程度上减轻了“左”的压力。它也推动了设计人员深入现场，面对建设实际搞设计，提高了工作质量，加快了进度，对于大三线建设工程的上马起了很大作用。不过，用政治性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设计工作上的许多实际业务问题不适宜，比如改革规章制度中就夹杂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中，挫伤了一些技术骨干，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些都应引为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