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4万多人，集中了7万多吨的器材和物资，在黑龙江安达、萨尔图一带展开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余秋里、康世恩同志坐镇指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国家投入的7亿多元建设资金全部回收，还为国家提供积累3.5亿元。1963年11月底，全国第三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周总理在会上宣布，我国用“洋油”的时代基本结束。
这年冬季，中央东北局在大庆油田召开现场会议，我代表国家经委参加。这是我继1960年初、1962年3月之后第三次到大庆。我看到大庆广大职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两论起家”，运用我国先进的地质科学理论，实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发扬严细作风，创造了光辉业缋，涌现了“铁人”王进喜等十几个红旗基层单位和一批英雄模范人物。而且干部职工住在干打垒的
房子里，吃着玉米面煎饼，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战天斗地，猛打硬仗，为党和国家奋夺石油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十分鼓舞。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成功，大大缓解了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石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了广阔天地。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场志气仗，说明中华民族能够不靠任何人的施舍而生存发展。大庆的光辉业绩和宝贵经验，揭示出中国工业建设大有希望。我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此写了报告。12月中旬，国家经委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学习推广大庆经验是重要议题之一。
就在这时，毛主席号召工交系统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冶金部一份建议学习解放军的报告上批示：“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习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国家工业各部门“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如同石油部那样。”1964年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通知》。《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开发，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也都适用。”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我被任命为主任（仍兼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受命进行中央工交政治部的筹建工作。一方面，我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商妥，抽调一大批中、高级部队政工干部，分配到中央工交政治部、工交各部及大厂矿的政治部担任领导骨干。中央工交政治部三位副主任中，李人林、邓东哲两同志分别来自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钟民同志是从福建调来的干部。另一方面，组织人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除了从有关部和重点大厂矿抽调了十多位懂业务、有政工经验的同志组成写作班子外，还不定期特邀总政几位经验丰富的同志参加，共同调查研究，讨论起草，搞了一个多月。这个稿子基本参照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结合工交战线实际略加改变，把解放军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个第一”，树立“三八作风”，开展“五好运动”等经验运用于工交系统。
1964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1964年工业交通政治工作要点》，确定组织职工学习解放军，搞好增产节约，开展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竞赛，创造“五好”企业，“培养”五好职工，加强基层建设，在公交部门培养锻炼一支革命化和现代化的产业大军。会议深入讨论了军队与地方工交战线政治工作“共性”和“特性”问题，确定：（1）工交部门的政治工作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2）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好企业的方针；（3）坚持政治、经济、技术的统一；（4）实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
这个期间，我应《北京周报》之约，写过一篇宣传介绍“比、学、赶、帮”的短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英语广播节目中播出了。一两天后，我到毛主席那里开会，毛主席看到我就说：谷牧，你的文章我在广播里听到了，我叫我的秘书到处找，登在什么刊物上，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我回答说，那是为《北京周报》写的一篇对外宣传稿件，国内报刊没登。听说过毛主席在学习英语，不曾想到他还听英语广播，毛主席以古稀高龄，还学得如此认真，很使我惊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