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期间，我多次听到毛主席的自我批评，以及在其自我批评基础上对全党的告诫。我看到中央、国务院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为战胜困难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周总理作为第一线的组织者和指挥员，日夜操劳，付出了超人的艰辛，使我想起来就肃然起敬。
1960年12月13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各位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开会，对“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进行总结。周总理说:我们做错了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在座的各位都在内。
许多事情是我们提倡的。今后必须慎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变目前的情况，关键在于领导，在于决策，在于我们这些人。高指标几年了，这次允许我们试一次低指标。低了怕什么？超产嘛！如果低错了，我们承认错误就是了。明年减低速度，这决不是什么消极的措施。这是为了经过调整之后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更大的改进，是我们主动搞的“马鞍形”。许多错事中，人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这样下去不行了，就应当主动改正。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髙”八字方针。总理解释说：“‘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搞好配套；
‘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字方针，任务是很紧张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地有秩序地有计划地进行。”
“八字方针”在翌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上得到批准，下达全党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也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提了几个“大办”，实际又助长“共产”风。毛主席还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是近几年调查做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査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査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又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明后年搞几年慢吞吞，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髙，把质量搞上去，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
周总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我觉得心情很沉重。在困难面前，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我们不怨天，不尤人，主要应求之于自己。在座的各位同志，都要下决心摸清情况，摸几个典型。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还要谦虚谨慎，把情况弄明白之后再下决心，不能瞎搞。”“许多少情不能只责难地方，也不能只责难部门，我们也有责任。各部有没有封锁我们的地方？把困难挖出来，比封锁着好。否则，主席问我们，我们只得说如此如此，结果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事实却是如彼如彼。”
在这个会上，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宣布成立“十人小组”，负责组织经济部门和工交战线落实这次中央全会确定的方针和措施。成员有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并明确“薄在，由薄为主帅；薄不在，由谷代”。
会后不久，一波同志病了，由我组织“十人小组”开展工作。“十人小组”担负的任务实际是全国的生产建设调度。“在当时物资匮乏、经济运行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它所处理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十分紧迫的”。上海的煤只有两天库存，“鞍钢行将停炉”，某个城市的“电厂告急”，某个地方“粮食供应发生问题”，“军情”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而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几乎每个都涉及经济工作领域的方方面面，关系到经济生活的中枢神经。比如，要保钢的产量和质量，冶金部门就要求保煤炭的产量和质量；要保煤，煤炭部门就要求保采掘、运输设备的供货和质量；保煤炭生产装备，机械部门又要求保证钢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如此循环，就形成一个难以理清的“怪圈”。工作难度非常之大。周总理让我们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养蜂夹道（现在叫文津街）搞了个办公室。白天，我们各自在本机关工作，晚上到这里集中办公。当时，国家财经情况十分困难，市场供应匮乏，我们也吃不大饱。经周总理批准，我们每晚开会结束后，可以免交粮票、钱票吃到一碗面条。每天晚上我们开会时，总理都派他的秘书顾明同志来听，以便及时常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同志回去的汇报，对有些问题还要连夜追询。经常有这样的情景：我深夜回到家，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红机子电话响了，一接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在那治理“大跃进”之乱的日子里，周总理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啊！
为了解决工交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最紧张最突出的煤炭生产供应问题，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4月份到京西矿务局等几个煤矿做调查。看到影响生产的最大因素，是职工队伍情绪不稳，尤其是生产第一线的井下工人离岗严重。究其原因，其中有教育问题、纪律问题，而最突出的是职工生活安排问题。我据实向中央报告说：“粮食定量不足，劳动服不耐穿，洗澡没肥皂，看病拿不到药品，下井工人无酒喝……很难巩固职工队伍。”报告建议，要设法实行特供，照顾矿山工人。总理、富春同志很重视这钱严重情况，以中央文件批转了我的报告，并要我抓紧拟订具体办法。经过进一步调査研究，报请领导批准，由国务院转发了我们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直属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几项决定》，对提髙井下工人粮食定量、食油补助、保证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包括每月供酒两瓶），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还吸收冶金部党组的意见，写上了这些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冶金和其他矿山的工人。”
煤矿工人“老大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老大嫂”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当时，煤炭产地的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灾情严重，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家属生计困难，跑到矿上找亲人，煤矿工人把自己的饭匀给妻子儿女吃，他们又吃不饱了。周总理得悉这个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我专门召开七省、市煤矿工作会议，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支持下，确定从当时有限的粮食库存中挤出一部分，用于补助灾区煤矿工人家属，保证其口粮不低于当地农民的中等水平。
1961年8、9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周总理向中央常委提出关于进一步落实经济调整的安排：“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完全赞同，并作出了相应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是最忙最辛苦的人。除了参加会议安排的日程之外，他还经常在午间或晚上单独召开小会，找人谈话，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我的笔记记载，仅从8月30日到9月14日这半个月里，他就找我和“十人小组”的其他同志讨论问题达六次之多。“十人小组”各同志在总理领导下，为了战胜当时的困难，充分开动了脑筋，投入了很大气力。大家兢兢业业，集思广益，互相支持。有时从工作出发但因认识不同、角度不同也发生激烈争论。种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现在“十人小组”的多数同志已先后辞世，他们为党为人民付出的辛劳，应当受到后人的怀念。
1962年是我党认真贯彻经济调整方针、坚决退够的一年，也是经济情况由极度困难发生转机的一年。年初，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主席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主席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强调，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是由于工作上的错误。发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谨慎，违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削弱了民主集中制。
恩来、小平同志分别代表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作自我批评。恩来同志着重讲了克服困难的办法。
小平同志强调恢复党的优良传统。
我参加七千人大会，深受教育。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承担了发生错误的责任，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了全党认识，树立了战胜困难的决心。会议决定对调整经济采取果断措施，包括大批精简职工、大幅度降低计划指标，大规模压缩基建，大力抓轻工市场和农业，等等。整个形势很快出现良好转机。2月下旬，少奇同志有个批示给我：帮助上海落实增产4亿元市场商品所需的物质条件。我深知此事关系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又是少奇同志亲自批办，当然全力以赴。尽管当时在原材料、燃料平衡上捉襟见肘，我还是协调有关部门，千方百计共同努力。大致在一个月内，就落实了所需的18万吨煤炭、4万担棉花、93万公尺帆布、6700吨纯碱、1200吨下脚毛等增拨供应。
给我们三年灾害后的困难局面雪上加霜的是，1962年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多次派小股部队窜犯大陆，印度军队也在某些国际势力支持下制造了一些边界纠纷。我们坚决给予了回击。党在路线方针上的调整，使经济得以恢复，有力地保障了军事、外交、政治上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应届髙中毕业生是先高考再征兵的，因当时高中教育没有普及，首先要保障大学的生源。但由于1962年的紧张形势，高考前就对高中毕业生征兵了，在北京市5中就读的我的大儿子刘念远应征入伍，直接开赴西藏，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一年还发生了万里同志送大儿子万伯翱带头下乡的事情，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扬了刘念远和万伯翱，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