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接着，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是党的八大正确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是走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可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在全国展开反右派斗争，并提出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政治气候转了180度大弯，实际上离开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
在反右派的同时，党内反了右倾。此后又由反政治思想上的右倾发展到生产建设和各项工作上也反右倾。1957年，生产建设也确实出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好水平，一般也都认为“二五”应比“一五"搞得快些。1957年末和1958年初一段时间里，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照抄苏联的教条主义，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加快建设速度。
毛主席一直想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些。他对1956年“反冒进”，当时虽未公开表示不赞成，实际上是有保留的。上述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送给他审査时，他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到1957年第三季度，他讲话了。当年10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召开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毛主席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他说：“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年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骂我的我为什么看！他责备国务院领导同志，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离右派只有50米。批评得十分严厉。由此党的八大制订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计划要立足于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基础上的正确经济工作方针，实际上被丢弃了。
1958年5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还提出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些提法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与批“反冒进”，与“用七年、五年实现原定十五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过高要求，与“一天等于二十年”等浪漫主义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忽视经济规律，不能不走偏方向。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而且它还与“拔白旗”相联系，即对一些不赞成急躁冒进的同志进行政治批判，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后，在生产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片面追求高速度，一再提高计划指标，造成浮夸风的滋长。与此同时，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出现了急于过渡的思想，从河南、山东开始，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对在实际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但未给予纠正，反而加以支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其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
会议还决定当年钢的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于是“人民公社化”和“大办钢铁”一哄而起，大跃进出现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泛滥开来。
在这里，我要着重说说“大办钢铁”。1958年原定产钢计划为621.8万吨，到7月底完成380万吨。
按照比1957年535万吨钢产量翻番的要求，全年要比原计划超额71%以上，而且在余下5个月的时间里，要生产出相当于前7个月产量1.8倍多的钢（690万吨）。显然，这一计划指标很不实际，实现的难度极大。为何会作出这项决策？稍微回顾一下其过程，对于吸取历史经验很有好处。
毛主席从加速经济建设和增强国家实力考虑，很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1955年，他就在工商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我国现在每年只生产200万吨钢，实在不像话。1956年2月下旬，他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指出：我国的钢铁工业应该还可以比苏联搞得快些。他要求每五年翻一番。为了加强钢铁工业的领导，随后即把重工业部分为专管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的冶金工业部以及化学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三个部。当年8月，在八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上，毛主席在讲话中，又强调抓好钢铁。他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道理的。你的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指抗战前东北地区生产的）。国民党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指解放前夕关内的产量）。我们现在也不多。今年可能达到400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二五”1000万吨，“三五”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确定1962年（“二五”第五年）产钢1050~1200万吨。
毛主席对钢铁工业如此关心重视，希望这样殷切，得到了有关方面的积极响应。作为产业主管部门，冶金部的同志更感重任在肩。部党组在深入学习《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研究苏联经验的利弊得失，认为:钢铁不能只由中央主管部门“一家独办”，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除了中央建设一些大型钢铁企业外，地方也应举办一批中小钢铁厂。1957年8月，他们向中央提出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钢铁建设规划，即：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太原、重庆、石景山、马鞍山、湘潭五个中型钢铁厂；还在一些地区建设共18个年产10万吨到30万吨钢的小钢铁厂。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很赞同这个新的钢铁建设思想。陈云同志说，这样做符合中国国情，并戏称为“三皇五帝十八罗汉”。这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讲了中国要赶超英国，再过15年，中国产钢可能是4000万吨。
钢铁工业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当然居于重要地位。加强建设、加速发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八大确定“二五”达到年产1050万到1200万吨钢，积极可行。“发挥两个积极性”、实行“大中小相结合”办钢铁工业的构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也符合冷战时期备战的需要。“文革”结束后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宝钢，并在以后的改革开放中支持重点大型钢铁企业发展，是为了追求规模效益，那是后话了。即使是毛主席在莫斯科讲的15年赶英国及其列举的钢铁计划指标，如果不是“大跃进”特别是“文革”的折腾，也有可能实现。总之，1957年底之前，对发展钢铁的讨论，基本上是正常的，而且是有成果的。
问题在于从1958年初逐步陷入了误区。已如前述，当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接连批判“反冒进”，人们的头脑逐步地不那么清醒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抬头。冶金部在3月20日给中央送了两份报告《钢铁工业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和《争取有色金属产量飞跃，占领有色金属全部领域》。前一报告中提出：苦战三年（即到1960年）实现党的八大提出的指标（指党的八大一次会议规定的1962年产钢1050万到1200万吨），十年赶超英国是可能的；摆出的具体计划数字是：1962年达到1700万到2000万吨，1967年3500万到4000万吨。在讨论加速钢铁工业发展中，大幅度提高计划指标，这是首次，而且一下就提前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两个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并批给了有关方面。由此掀起了一股提前“赶上英国”的风。大体上5月份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时，赶超英国的时间已由原来的“十五年”改为“十年”。而事情还在发展，就在这个会议上，冶金部同志说，经与有关省、市、区研究，认为1959年钢严量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这就是说，钢铁要5年基本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
由于设想钢铁赶超英国的日期不断提前，由15年而10年而5年，当年即1958年的钢产指标当然也得相应调高。国家经委（当时主管年度计划的制订和实施）4月份根据汇总的各地数字，报告中央:预计全年产钢711万吨。八大二次会议后，冶金部于6月7日报告中央:预计全年产钢820万吨。接着，在10天之后，有位领导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提出1958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又过了3天，即6月20日，经一波同志修改上报中央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中又将1958年的产钢指标提高到1000万吨，1959年产钢2500万吨，还提出苦战三年（又提前两年》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毛主席批准下发了这个《汇报》。
8月下半月，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又把当年产钢指标调高到1070万吨（比上一年535万吨增长一倍）。这个更改，当时听说是毛主席同薄一波、王鹤寿同志谈话定的。现在当事同志则各说不同。层层加码的钢产指标产生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反正这个远远脱离实际可能、又影响了全局的“产钢翻番”决策，就这样贸然做出了，并雷厉风行地向全国布置安排，而且经有关领导同志商量，大张旗鼓地见报宣传，说是一登报谁也改不了。何况，1000万吨与1070万吨相去无几。
反正对于这个冒进指标的确定，没有人在中央会议上讲过不同意见。在那个时候，我们搞工业建设刚刚开始，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央和地方的好多负责干部也不大明白，对于它涉及煤、电、运输、机械诸多方面建设和生产的复杂艰辛程度不大了解。要求他们提出中肯意见是不可能的。而比较了解情况的管几个部的国务院领导和部长，也没有冷静地考虑，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即使在毛主席感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认为时间紧迫、把握不大的时候，也未能相机据实进言，还不断加温、加码。在急躁冒进的错误指导思想已经统治全党、党内生活已经不正常的条件下，他们当时那样做，自然也是难以苛求的。但从切实总结经验教训的今天来要求，尊重历史、正视事实则是重要的。
当时完成产钢翻番的繁重任务，单靠已有的生产技术装备就不够了，要抓紧建设中小高炉和转炉，实际上这也赶不上当年的使用，于是土法炼铁、土法炼钢、土法炼焦被“请”出来。这些“土法”是我国古代传统冶炼方法。新中国建立后，某些有条件地区的地方小厂和手工业合作社，仍采用这类工艺方法，造些农用和日用铁器，比如山西晋城、河南商城、湖北麻城、湖南攸县等地。但是这类生产方法，对原矿料燃料选择性大，比如晋城的土铁要用优质白煤和富铁矿，商城的土铁要用木炭炼河里淘出的铁砂。这种生产方法，资源浪费很大，劳动生产率甚低。它本来是一定条件下的特殊事物，却被拿来不顾条件普遍推广。于是，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几千万人上山，挖煤、炼焦、砍树、烧炭、采矿、炼铁、炼钢的大办钢铁运动一哄而起。
9，10月间，全国城乡各地，男女老少齐动员，工农商学齐上阵，到处建土炉炼铁炼钢，炉火映天，干劲冲天，大放“卫星”。河南省动员360万人大炼钢铁。这个省1957年只生产4000吨生铁，可是1958年9月13日却放出了日产1.8万吨铁的“髙产卫星”，接着又放了2万、3万吨的“大卫星”。“手无寸铁”的广西鹿寨县不甘居后，10月18日放了个日产20万吨铁的“特大卫星”。其实真正能用的铁很少，绝大部分所谓的铁，是矿石根本没有熔化的大疙瘩，劳民伤财亳无用处。所谓几万吨、几十万吨，都是浮夸虚报。还有些是把好钢、好器械拿去烧，变成了废铁。
这个期间，我受命到华东检査督阵，先到了山东，后到江苏、上海，一直走到福建。沿途看到的情况，虽然比河南、广西好一些，但是蛮干、乱干、损失、浪费的情况怵目惊心。比如无锡市一无矿，二无煤，当时并没办钢铁的条件，却建了30座洋高炉、近万座土高炉，这些除了应付门面、应付上级之外，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过广大群众的劲头，实在令人感动，许多人自带粮食，吃睡在炉旁，昼夜苦干。济宁的姑娘们为了筑炉，把辫子都剪了用来作和泥的“麻刀”。他们真诚地以为这样做就能改变一穷二白，可以超英赶美。我们领导者却没有正确引导和正确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浪费了民力，给好端端的国民经济造成一场灾难。这一年，农作物长势本来很好，由于农村的劳力、畜力集中运用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几个“大办”，农村中发生了严重的“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和浮夸风。
对农村一向给予极大关注的毛主席，他首先开始扭转这种严重局面。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3月，他先后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三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讲话。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强调三条：第一，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和货币仍应发挥作用。他强调如果废除商业和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第二，批评过早否定集体所有制，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错误认识，肯定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反对无偿平调。第三，批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的错误，明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和“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三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着手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着眼，安排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当时的口号是“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因此，调整经济指标中，重点是1959年到底生产多少钢。1958年，
按公布的数字完成了1070万吨的钢的任务，实际上好钢最多只有800多万吨。在大炼钢铁热潮中，1958年11月初，国家经委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开会，还提出要编好1959年以生产3000万吨钢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计划。随舂对实际情况认识的提高，这个提法修改了。武昌会议上把钢产量计划降为1800到2000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又降为1800万吨，并明确.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
当时，人们的头脑热得很，压指标也不容易。在一次讨论产钢指标的会议上，我和华东一个省的主要领导人发生了争论。他是一位老革命，我们又是老相识，相互对话都比较坦率。当时距年底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他却要那个省再生产相当于年初以来产量两倍多的钢。我说，你们矿石哪里来？煤如何平衡？运力够不够？现有冶炼炉子有多大能力？新建是否来得及？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问题同他讨论的。不想他却“火”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说你为什么总是给我泼冷水？”会场上的气氛不大愉快。周总理很关心我同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关系，他找参加这次会议的许明同志问：“谷牧顶他了没有？”许明说：“谷牧沉住了气，没有再顶他。”总理这才放了心，说：“那就好！”1959年的基建指标也相应由原定500亿元，先降为300亿元，到上海会议上已降为260至280亿元。
尽管指标一再降，计划仍是髙的。到第二季度，由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暴露，首先是农业生产不好，其次是钢铁生产上不去，第三是市场供应更加紧缺。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受毛主席委托，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当年产钢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得到毛主席批准。
毛主席这时候确实是力图纠正“左”倾急躁情绪，想把国民经济的比例安排好的。他亲自写了好几篇《党内通讯》发至全党。他多次讲过制订计划要留有余地。他在6月份专门召集中央少数领导同志讨论工业，研究农业和市场问题的发展，强调“大跃进”中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中央、国务院也采取许多相应的措施，如控制职工人数增加、发展生活日用品生产、健全管理规章制度等等。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开会，我奉命上山参加。按预定的议程，这次会议是继续纠“左”的。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说，国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强调要搞好农业，按农轻重顺序安排计划；要实行两条腿走路，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要成为半核算单位。他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总结经验，认识客观规律。毛主席要求到会同志作“冷锅上的蚂蚁”，认真总结检查工作，通过已经起草的会议纪要稿，把国民经济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庐山会议开始的一段时间，是按毛主席这个指导精神进行的。
在会议的这个期间，周总理工作非常紧张。他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理顺国民经济，夜以继日地工作。按我的理解，周总理基于对经济工作的深刻了解，是不赞成“大跃进”的。但是，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被认为“犯了‘反冒进’的严重错误”，一再受到毛主席严厉指责，处境十分困难，又能做些什么呢？待情况有了变化，他就积极地因势利导。1959年5、6月间，他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包括几位副总理，到各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为挽回1958年几个“大办”造成的损失，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庐山会议中间，我参加过总理召开的一次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汇报情况，从上午开到下午四时。大会散后，总理又留下计委、经委的同志开小会，要大家深入分析形势，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总理针对几个“大办”和浮夸现象，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话。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了以后，如果以为件件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执行，这样一来主席就不好随便给你们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个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
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钢铁翻番，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査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当我们正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的安排，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研究采取措施，克服当时经济上的困难时，不料，7月16日毛主席将彭德怀同志一封信批给与会全体同志。由此纠“左”变成反右，“冷锅”又变成“热锅”，中断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程。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反右倾，鼓干劲”，把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推向新的高峰，出现更大的“大跃进”。这第二个回合的“大跃进”，又有些新特点。一是提出了更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如要求1960年工业增长40%以上，钢要完成2040万吨，八年内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二是再上“小洋群”、“小土群”①【①“小土辟”、“小洋群"，是指用“土法”或"洋法”生产技术的小高炉、小转炉群体。】。三是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命，提出的许多项目现在看来是很滑稽的，例如把超声波说得神乎其神，到处装上超声波，装上去的又根本发不出超声的“波”。四是在城市大搞人民公社化，推行公共食堂。这个回合的“大跃进"，在“反右倾”的压力下以更大的规模持续了一年多。结果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更大的破坏，加上农业严重遭灾，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全面紧张，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因营养不良发生的浮肿病，不少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到1960年冬季，实在难以为继了，不得不被迫停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