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组成的国务院，为了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组建了一些新的部、委、办，调我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国家建委副主任。时任三办主任兼建委主任的薄一波同志让我主要在三办工作，并说可不去国家建委上班。三办是国务院领导重工业生产建设的协调检查机构，联系冶金、煤炭、化工、一机、二机、建筑工程、建委等部委，被称为“重工业口”，另两位副主任是孙志远和刘杰同志。
新中国当时已进入“一五”计划的第三年，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我到三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比较重要的一桩事，是制订重工业生产技术发展规划。这桩事的举办，来源于毛主席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工作的指示。他说，过去几年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根据他的指示，三办指定由我负责来抓重工业方面的技术工作发展规划。我先布置各部委认真研究，提出行业的规划方案，然后一个部一个部听汇报，在此基础上多次进行讨论研究。记得当时重工业部的徐驰、一机部的沈鸿、周建南同志都差不多是半脱产的，协助我抓这件事。还从几个部抽调了几位懂技术、会写作的业务尖子组成一个小组，起草规划。紧紧张张搞了一两个月，形成一个提纲式的报告，报送了国务院。后来，这个规划提纲的基本内容纳入了周总理、聂荣臻副总理组织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并在各部的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
接着又办了一桩重要的事，就是陈云同志批示的从上海搬一批企业到内地。解放后，上海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经济发展遇到较多的困难，特别是在旧中国环境下形成的商业服务业在解放初期崇尚节俭的社会环境中显得相当萧条。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又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经验。陈云同志的批示，一箭双雕，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上海和内地有关地区都十分拥护，使我们的组织落实工作很顺利。记得上海约有270多家轻工、纺织工厂迁往河南、陕两、甘肃等省，还有些服装加工、饮食服务业也到内地生根开花，远的到了内蒙古。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对内地支援是很大的。有份资料说，当时上海有21万人支援外地，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3万多人，熟练技工8万人，还有5万多人的设计、建筑、安装队伍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对于内地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上海，还有辽宁，是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征程中的重要始发基地。
转眼到了1956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发展里程中很有意义的一年。
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年间，全国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高唱凯歌，阔步前进。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基本完成。在没有发生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私营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的开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虽然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但都是政策执行上的问题，而且及时得到纠正，无碍于主流和大局。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跟不可一世、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美帝国主义斗了一斗，粉碎了它扼杀新中国的企图。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我们获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在迅速恢复经历长期内外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有计划的建设。到1956年初，已经预见到如期实现“一五”计划指标是稳胜券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过宣传学习，深入人心。帝国主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大城市里站不住、待不长的澜言彻底破产。他们的封锁也罢、遏制也罢、捣乱也罢，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的前进。
胜利的实践使我们增强了加快前进步伐的信心。同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变化也启动我们思考:苏联的经验是要学习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
这个重大课题，首先是毛主席提出的。1955年底，刘少奇同志召开在京髙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还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接着，毛主席在1956年2、3月听取了国务院29个部委和三办、四办（“轻工业口”）、五办（“财贸口”）、六办(“交通口”）、七办（“农林口”）的汇报。三办的汇报是第一场，2月14日开始，2月29日结束。我参加了这次汇报。4月25日到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第一次讲了《论十大关系》。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又讲了《论十大关系两次讲话，我都听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得多些。
《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步经验的科学总结，以苏联为鉴，从经济发展、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了阐述，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重要报告，开阔了全党的视野，为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在《论十大关系》的启发指导下，经过学习研究，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这些都凝聚在八大的主要文件上。其中与经济建设直接有关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不能像苏联那样单―，而是有主有辅的复合体。陈云同志对此提出“三为主三补充”的重要主张。他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附有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第三，强调发展科学技术，提出“向科学进军”。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他在会上宣布：经过建国后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总理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处在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由于旧中国历史环境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在解放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虽然中央规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策，但难以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他们，甚至发生过某些“误伤”事情。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思想比较紧张。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进一步阐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大大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于是有《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尖端科研事业的肇兴，工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第四，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建国之初，我国在管理体制上搬用了苏联的一套办法，这对于整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形成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保证重点建设，是起了历史作用的。但是，在实践中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指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儿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李富春同志提出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陈云同志牵头具体研究管理体制改革，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先参加了全国体改会议，后随陈云同志到中南、东北等地调研，组织起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这个规定草案和同时起草的《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于1957年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枇准后公布施行。这三个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下放一部分中央直属企业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扩大地方财权和物资分配权；扩大地方计划管理权；商业价格分级管理，等等。它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了必要的合理调整，迈出了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和条件，没把扩大企业自主权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
第五，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提出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指导方针。解决这个问题，用了1956年一整年。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经批判过右倾保守。当年毛主席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把建设搞得快一些，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上述毛主席的指示，强化了这种愿望，由此在生产建设上出现了冒进的现象，集中表现在1956年的基建计划制订上。国家计委原定规模为112.17亿元，但是各部门、各地方一再要求“提前”、“扩大”、“加速”，结果汇总起来的数字是200亿元；“一五”计划建成的项目是694个，而各部门、各地方要求1956年一年建成的项目就有745个。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不能不挺身而出，与陈云、李富春等同志一起加以扭转。
我到北京工作之后，有机会经常当面聆听周总理的亲切教导，直接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他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忘我工作的精神，平易近人的风范，使我永生难忘。我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的工作太难做了，他却做得太好了！按我的体会，总理对毛主席当时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在原则上也是赞同的，他曾经用一副对联来表明态度：“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但是，各部门、各地区安排生产建设提出的要求所形成的庞大总盘子，使作为新中国大总管的他难以实行。
1956年2月8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强调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头脑发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淸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5月11日，周总理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6月20日，经少奇和恩来同志审定，《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与此同时，周总理花了很大精力主持制订了“二五计划”，他同计委同志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强调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力，必须从人、财、物等各方面作综合平衡的考虑。“二五计划建议”，经毛主席审定后，由周总理向党的八大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四条重要意见：（1）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2）应使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3）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三年以后，经历了那场“大跃进”挫折，毛主席曾经说过，“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多么好啊！”
但是，生产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问题，并未由此而在实际工作中彻底解决，在编制1957年计划时又反映出来。当时，年度经济计划由国家经委（1955年底在国务院三办、四办、六办的基础上组建，我任副主任）负责编制。各部、各地报的基建盘子汇总起来共计243亿元，比1956年高一倍，当然办不到。
我们反复算账，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150亿元，另一个是102亿元，报给周总理和陈云同志裁定。周总理认为102亿元这个方案显然打不住，150亿元这个指标又太高，如不压下来一块，供应就会有缺口，预算将继续出现赤字。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改为110亿元。记得在这个过程中陈云同志说过，宁愿慢一点，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周总理接着说，这不是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现在回头来看，1956年党中央看出的这些重要问题，反映了我们党在胜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努力，而且抓得如此实在、精细，这是十分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