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1937年在东北军中参加淞沪抗战后，首次进入大上海。
由于事先未联系好，上海方面没人来接我们。我在车站上给陈老总办公室打了电话，市委来人把我们先安排到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后又搬到华山路丁香花园内一栋新建的办公楼内。由于对南方的气候估计不准，以为会比较暖和，只带了一床薄被子。实际上江南初春，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我们也没有向招待所借被子，开头一两个月夜间很不好过。我曾开玩笑说当了两个月的‘团长’。”
当时上海的“五反”正处于高潮，中央调了一批干部加强上海的工作，有从苏南去的陈丕显、从部队转业的王一平等同志。分配我做市委宣传部长，王一平同志任组织部长。市委书记是陈毅、刘晓、刘长胜、陈丕显同志，副市长潘汉年同志主持市政府常务工作。到1953年初，任命潘汉年和我任市委副书记。我在上海一直工作到1954年底。
我的宣传部部长职务，是接夏衍同志的，他调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陈老总给我分配工作谈话时，我提出上海这个大城市里大知识分子多，理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任务很重，我这个长期当兵的人，干得了吗？陈老总说，就是要你们这些当兵的来做文化人的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我考虑到夏衍同志在华东局宣传部仍分管上海的文化工作，就同他商妥，文艺、电影等方面的工作仍以他为主来抓，我着重抓理论学习和新闻宣传。
上海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同我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出过力。上海解放时，多数留了下来。但是，“五反”中也发现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相当严重。上海的“五反”，开初一段时间里因为相当多的干部是原来搞地下工作的同志，缺乏政权工作和群众运动经验，迟迟打不开局面，后来又走向了另一端，搞过了头。我到上海时，有些基层单位给资本家戴高帽游街，甚至有的单位还提出了“反剥削、反压迫”，在揭发检举中把某些资本家的生活隐私也抖落了出来，空气十分紧张。而报刊宣传仍在不断升温。市委领导认为再这样发展下去要出乱子，会影响全国。
党中央对上海“五反”十分重视。鉴于我在济南的“五反”工作中总结过一些经验，陈老总把我调来上海配合他领导上海的“五反”运动。经市委研究，并请示中央同意，对“五反”采取了加强领导、严密控制的方针。一是由陈毅市长出面作动员报告，全面交代政策，着重讲了防止过头现象，稳住资本家的情绪。二是产格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强调只搞“五反”，不能搞其他“反”的内容。三是把中央批转的济南召开劳资双方见面会，开展面对面斗争的经验，结合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多的实际情况，改为“背靠背”的斗争方式。陈毅同志很强调采取这个办法。根据他的指示，对303户工商界上层人士，采取“严肃教育、团结生产、保护过关”的方针。由市委、市政府直接掌握，组织他们“互助互评”，要求他们要“衣冠楚楚”，“从容过关”，不要搞得“狼狈不堪”。多数人士对这种“武戏文唱”的办法，感到喜出望外，表现较好，少数人则片面理解“保护过关”，不大自爱，结果则是相当狼狈。四是在定案处理中，除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宽严尺度以外，还对政治表现较好的工商业者再适当从宽。荣毅仁同志家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商户，上海市委决定划为基本守法户，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说，再大方一点嘛！划为守法户。刘靖基先生的安达、大丰两个纺织厂，资方自评为半守法半违法户，工人代表讨论认为可定为基本守法户，市里批准为守法户。郭棣活先生的永安棉纺公司，资方出于争取过关的心理，在申报偷漏税数目上持“宁多不少”的态度，市里一一核实，将不属于五反范围的尽予剔除，并定为守法户。刘鸿生先生，号称“火柴、水泥、煤炭大王”，当时他因病休息未参加“五反”，由他的儿子刘念智等代表他交代问题，但他心里七上八下十分不安。市委给以关心，耐心向他讲明政策。后来刘氏企业，全都定为守法户，刘先生非常感动。1956年他去世时，给家人留下遗嘱:定息只能拿少部分，其余全部捐献国家。
为了在新闻宣传方面指导“五反”的健康发展，避免对不良倾向推波助澜，带动全市工作，我任市委宣传部长期间，建立了新闻宣传碰头会的制度。每半月一次，邀请上海各报刊的负责人参加，总结前半个月的工作，通报市委领导意图，提出下半月的宣传要点和要求。当时经常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大公报》（后迁北京）的王芸生、《新闻报》的徐铸成、《新民晚报》的赵超构等先生，这几位新闻文化界的名流，对这种办法很感兴趣。当时条件很差，会议室很简陋，有时得由到会者临时去找凳子，而工作却是认真的，精神是奋发的。还要说一下，张春桥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也是与会者中的一个。因我对前一段“五反”运动中报界不断升温的宣传提出了批评，要求大家严格掌握政策和宣传口径，张春桥在会上常阴阳怪气地提点这样或那样刁难性的题目。
按照中央部署，上海的“五反”运动大体在1952年的第三季度基本结束，转入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发展生产。我也于次年初兼任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上海的工业交通工作，重点是国营工业企业。当时上海市工业生产困难较大，特别是机械工业任务不足，停工现象严重。我对大工业是个外行，知识和经验很少。这两点逼着我不得不两头跑。一头是跑工厂，下去了解情况，与企业干部研究问题，在现场观察学习，与工人交谈，获得有关的知识。另一头是跑北京，找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副部长段君毅、汪道涵同志要任务。他们很关心上海，积极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很争气，很有创造力，为克服困难作了巨大努力。如当时重点建设工程长春汽车厂急需的大批量的电线、钢窗，上海工人夜以继日加班生产，按时交货。全国第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如佛子岭、梅山、官厅水库的闸门，是上海制造的；治淮工程所需要的大部分机械，也是上海生产的。
这时，全国许多地区都在推广“一长制”的经验。我和上海搞工业的许多领导同志认为，工业企业当然要严格实行各种规章制度，实行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调度，但是这些工作必须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行政管理的强化也要由党的统一领导来保证。“一长制”在当时条件下似不能全面概括工厂管理的实际，难以解决工业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强调这件事，而是注重运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经验，强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工人觉悟，树立主人翁的态度，开展劳动竞赛；加强计划、生产技术、财务、质量等项业务管理并进行合理的改革，健全责任制，推广先进技术，还注意搞好安全生产和职工生活福利。我在上海管工业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随着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提上日程，从1953年下半年起，我们市委工业生产工作委员会，又担负了指导推进私营工厂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的工作。当时，许多私营工厂主表面积极于搞公私合营，内心却疑虑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向市委提出了“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推进”的方针。市委批准了这个方针，确定广泛宣传，分行业酝酿制订方案，少数工厂先行试点。我受市委委托，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作了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要由点到面进行。
除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以外，还要考虑其他形式，由低到高。报告提出了政府派员监督，对大厂派“特派员”，对中小厂派“驻厂员”或“辅导员”；加强政府产业主管局的行业管理，厂内由资方或代理人、党工团代表和职工群众代表组成增产节约委员会，协商处理生产经营和职工工资福利等问题。对这些办法，工商界人士表示很赞同。对实行公私合营的，我们过细做工作，包括人事安排等问题，都认真与资方商讨。比如我当时经常同荣毅仁、陈铭珊、刘念智等工商界人士碰头研究问题。总的看，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步扎实，后来的工作也比较深人，对全国起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1953年11月，我有幸继1938年初之后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他在上海检査工作的日程表里，有一项让潘汉年同志和我汇报的安排。潘讲市场，我讲工交。为了让周总理多了解一些上海的情况，我们准备了很多材料，但有些数字是刚刚抓上来的，本子上写着，脑子里记不清楚。总理抠得很细，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做比较分析。当我们按准备的材料继续汇报时，他往往问起我们已经汇报过的某个有关数字，我们就急忙翻本子去査，很有点尴尬。总理笑了，他说不用找了，我记起来了。总理说出的数字，果然与我们本子上的数字相符。总理接着说，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钻进去，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这番启发的话，使我深受教益。在以后几十年的经济领导工作中，我一直注重了解新情况，学习新知识，对每桩具体经济事务，都要了解有关的基本数字，以及其动态变化，并把它们记牢，从总体上把握其发展。到总理那里汇报工作，尽量不说“大概”、“可能”，力求谈得具体准确。
我还向髙岗作过一次工作汇报，那是1953年秋冬之交。他是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被称为“经济内阁”，权力很大。我是到北京汇报上海工交情况的。汇报的头一天，国家计委负责综合的同志来找我们，问了上海的情况和要汇报的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去汇报，当时在北京的陈老总也参加了。我们汇报时，高岗面无表情，心不在焉。汇报完后，他拿起几页纸做“指示”了。我开始还拿起笔认真记录，以便回去传达办理，听着听着逐渐疑惑以致惊异起来。他讲的东两与我们汇报的基本对不上，有的问题我们根本没有提，他却在那里大谈特谈。后来明白了，他手头那个稿了一是头天来的同志根据我们讲的情况给他准备的。而我们的汇报与头天讲的并不一样。没有别的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听完。散场后上了回住处的汽车，陈毅同志和我们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