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根据全国出现的这类情况，于1951年12月1日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3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952年I月26日又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中央三令五申，强调得如此突出，要求如此紧迫，提高了我们的认识。市委、市政府及时传达学刃中央、华东局、山东分局的指示，于12月3日召开全市党员大会，布置开展“三反”运动。1月15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开展“五反”运动的决议。“三反”、“五反”运动由此在全市蓬勃展开。“三反”主要是整肃革命队伍内的贪污腐败现象。“五反”主要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两者虽有区别，但有密切的联系，故交叉结合进行。为了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组成了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吸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我任主任。
“三反”从12月初开始。不到半个月，即发现市属财经系统有贪污行为的200余人，其中老干部占了三分之一。市建设局11名科长中半数以上涉嫌贪污。他们贪污受贿、吃回扣、泄露商情，与私商合伙投机倒把，纵容私商偷工减料，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一个国营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从吃吃喝喝开始到接受私商贿略，机关党支部给他提意见，他还说，我革命这么多年了，当过供给部长，有什么政策文件我还不知道？这点儿东西就能收买了我？以至于后来他完全被私商包围，出借巨款委托私商采购物资，连合同都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这些严重情况给市委领导进一步敲响了警钟，深深感到财经工作队伍的政治思想领导是很弱的，过去没有认真组织力量检査他们的工作，没有有计划地对这支队伍进行整训，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把“三反”运动搞彻底的决心。
1951年12月27日，我就济南初步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向上级党委并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讲了已经揭发出的严重问题，分析了产生的原因，特别从市委领导角度作了自我批评。我写道:对警惕资产阶级侵蚀的问题，“从入城开始系统地经常地紧紧抓住这个基本环节是十分不够的”，“市委领导上思想不强，官僚主义，是要从总的领导上负责任的，我们愿意接受上级党对我们失职的斥责和处分。”报告在总结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开展“三反”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工作方法：”一方面必须首长负责，层层带头，深入领导这一运动；另一方面必须使党的政策、决心与广大群众直接见面，而广大群众只要了解了这一运动的重大意义，了解了党的政策，了解了毛主席的决心，就会很快发动起来，一切障碍抵抗很快就会冲垮，坦白检举运动很快就会展开。而我们领导上只要慎重掌握，不轻信告密，不盲目追逼，采取坦白检举与调査研究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是不会造成任何混乱的。”
1952年1月6日，中央电报传来毛主席对这份报告的批示：“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山东分局还传来中央指示：为了掌握典型指导运动，毛主席指定将济南作为中央的一个联系点，要求及时地直接向中央政策研究室汇报运动情况。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鼓励，增强了我们领导好“三反”运动的信心。市委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全市干部大会，我在会上总结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要求运动发展迟缓的单位限期展开，点名批评了领导不力、自己“不干净”、应当“洗澡”的少数领导干部。全市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掀起了坦白检举的高潮，抓出不少“大老虎”。当时对贪污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称“大老虎”。
“三反”运动的深入，要求“五反”斗争相应跟上。1952年1月17日，由市工商联出面召开了全市工商联“五反”运动大会，到会的工商界业主和职工代表1.7万多人。我在会上作了报告，讲明了政策，提出了要求，宣传了纪律，又将“五反”运动在全市展开。不久，市公安局破获一起盗窃国家情报的大案，接着发生了三义五金行的经理、奸商赵启祥逼死揭发其问题的店员巩明祥的严重事件。市委抓住这两件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充分发动工人和店员，向不法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与此同时，发动工商界内部进行互助互査。在斗争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举行“劳资见面会”这种具体斗争形式。基本做法是充分发动职工群众，深入进行政策教育，在基本掌握材料，做好开会准备的基础上，由工会出面组织劳资双方见面会议，先由资方坦白交代，职工代表当面揭发。在发动职工群众中，特别注意做好了解资方底细的高级职员的工作。为了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宣布过去的“五毒”行为全由资方负责；职工如有接受了资方贿赂的，揭发了也不退回。实践证明，这种斗争方式很有用，面粉业由于劳资见面会组织得好，揭发了许多问题，从而使政府有根据地逮捕了9个“五毒”严重的业主，霜动了全市工商界。有个工厂主交代违法牟取暴利的数字后，向市政府打了包票，一开劳资见面会，又揭发许多问题，其金额相当原交待数字的50%。这样做既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督促帮助资本家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又使工人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我将这个经验加以总结，写成报告送上，又得到毛主席的批示：“兹将济南市委二月五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
“三反”和“五反”的高潮在全市起来之后，有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过头”现象，如主观臆断、强打硬攻，盲目追求“战果”数字等等。市委及时强调执行政策，注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在1952年2月19日召开的市政府委员会、市协商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上，我讲了要向罪大恶极的奸商发起猛攻，把“五反”进行到底，同时宣布对74户给以宽大处理，有的免于法办，有的免于罚款，有的连补交欠款也免了。用兑现政策的办法，分化瓦解，促进“五反”深入。1952年2月底，我奉调去上海工作。
建国初期在济南两年零三个月的岁月，之所以能工作主动，各项事业进展顺利，我觉得有这样四条很重要：
一是，我们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做作，从平抑物价到发展生产，从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都是为了解除人民群众的困境，荡涤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切合人民群众利益，集中了人民群众意志，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大得人心。党指向哪里，群众就奔向哪里，收到无往不胜、攻无不克的效果。
二是，我们紧紧抓住了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个中心，其他工作都紧紧围绕着它、服务于它去进行。
恢复与发展生产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搞好其他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个时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曾经断言，共产党能打仗，搞群众运动，但是管理经济不行，治理不好城市。我们很清楚，能不能在城市里坐稳江山，保卫和建设新中国，中心一环就是看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看手中的物质财富、经济实力究竟如何。所以我们始终把搞好生产放在首位，即使土地改革这样的大事，也是放在冬春农闲时进行，强调土改不能耽误农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通过制订和执行“爱国公约”这种形式，把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新中国的热爱引导到劳动竞赛中。在“三反”、“五反”对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时，我们又坚持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的生产经营，并且注意顾全头面人物的面子，给他们留有足够的余地。
三是，我们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防右与纠“左”并重。对于进城后的政策和策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很全面、很清楚、很明确。在实际执行中，中央抓得很紧，指导及时。1950年夏季，中央强调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些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以便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中央当时还一再强调，现在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我们认真学习和执行了这些政策，推动政治运动和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四是，我们坚决走群众路线开展工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对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我们是反复领会、努力实践的，并且十分重视运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其产生的协商委员会来开展工作。济南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1949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那是第一届，当年开过三次会议。我到职后，1950年1月3开第四次会议，讨论组织生产自救，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一个人数较少的包括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协商委员会，我当选为主席。当年9月，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当选为市长和市协商委员会主席。市协商委员会内以工农代表为主，吸收各阶层各行业的代表参加。从此，凡是需要全市人民群众来办的事，包括生产建设、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都通过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或者市政府委员会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来部署，发动各界人民群众共同贯彻执行。市协商委员会有多位党外副主席，有的是革命时期就同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有的是著名工商业者，有的是教授和文化人。我每周召开一次主席办公会，沟通情况，交流思想，研究工作。通过这些阵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市委的领导意图，贯彻到各条战线中去。
我长期做过统战工作，很注意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经市委研究选拔安排了一批党外代表人士。工商界有前面说到的苗海南、张东木、艾鲁川，教育界有王祝晨、吴鸣岗、许衍梁，文艺界有黑伯龙、关友声，医务界有华子修、杨锡范，体育界有王静波，宗教界有王神荫，还有西北军的耆宿、冯玉祥将军的亲信韩多峰等。我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交往，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
镇反时我就支持张东木向工商界作动员报告。同时，对他们思想上、工作上的问题，我也坦率地进行批评。他们在党的团结、教育、帮助下，后来都过了社会主义关，有些人参加了共产党，有的担任了省、市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92年春，我同他们之中的几位在济南重逢欢聚。40年过去，大家都垂垂老矣，忆当年情段，都不胜眷恋、怀念，认为那时我们之间体现了党与非党的真诚合作、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