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命在东线率滨海部队，进取新（浦）、海(州）、连（云港）。11月初，淮海战役刚要打响，蒋军驻海州李延年部即仓惶撤退，我军紧紧追歼，7日进入海州、新浦。8日，滨海部队与华中解放区的淮海部队协同，一举歼灭连云港之残敌3000余人。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我任主任。至此除了在沿海部署部队，防止国民党军队从海上登陆（增援其“徐蚌会战”主力），我的注意力主要转向如何接收和管理好这座城市。回顾1938年初，我从武汉到过这里去东北军万毅部开辟工作。10年过去，形势大变，黑暗的旧中国就要变成光明的新中国。抚今追昔，岁月峥嵘，我激情满怀。
海州这个地方号称“淮右重镇，东海名郡”，相传秦代徐福即由此出海前往日本。东汉末年的糜竺为海州富豪，“祖世货殖”、“资产巨亿”、“潼客万人”，他以“两千奴客”和“万钱”赞助刘备建军。唐代，这里是对外通商的商埠。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因政争长期流寓京外，曾三到海州。明清两代，这里的蔷薇河是漕运重要水道之一。民国初年，在海州建立了面粉厂、织布厂，开始有近代工业。1925年，陇海铁路修至海州，1933年延至老窑（连云港的老码头）。这里有许多名胜古迹：羲仲祭日祈谷处，孔子登山望海处，秦皇东巡驻跸和，将军崖先民岩画，孙悟空的花果山等等。有些是历史真迹，有些是后人伪托附会。不过，当时我却没有闲情逸趣去参观考证。战争的硝烟即将散去，我面对的是另一套我很不熟悉的工作。
摆在我们眼前最为紧迫的事情是：需要迅速制止正在蔓延的哄抢行为。群众性的哄抢活动，是在敌军撤退、我军忙于追剿之际，受潜伏敌特煽惑发生的。先是抢敌军政机关、仓库，后来蔓延到抢民营厂商、货栈，大量粮食、布匹和其他物资遭到洗劫。我和军管会其他负责同志进城后，立即作出坚决制止抢掠、建立革命秩序的决定，迅速向港口、厂矿、铁路车站、重要桥梁派出武装守卫部队，组织干部走上街头，深入居民点宣传政策和纪律，明令禁止军用品的交易，惩办了抢劫行为严重的分子。
一周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下来。
我们军管会对接收工作，制订了“统一领导、分块进行、慎重从事、军事接管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计划，组织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干部，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接管了境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和铁路、港口、邮电、9个厂矿、十多家银行，以及7所中学、49所小学。对接收的仓库物资，认真清査登记后，按照先前线后后方、先部队后地方的原则合理分配；厂矿企业的物资则一律封存，留用于恢复生产。对接收的1500多名旧职员，本着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明确表示欢迎他们留下来为人民服务，对少数要回国统区的也不加阻拦，还发给路费，以扩大政治影响。
12月，新海连特区成立，下辖新海、连云港两个县级市和云台办事处。我任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同时仍管滨海的工作。为了肃清国民党敌特残余、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成立了锄奸委员会（我兼主任）。调集部队，对流窜在云台山和沿海一带的伪盐警、惯匪，反复进行搜索清剿，歼灭近200人，给予其毁灭性打击。在全境内进行反动党团登记（4000余人），收缴隐藏枪支600多条。在此基础上，废除伪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人民政权，社会治安大定。在接管的同时，我们大力支援淮海前线作战，先后出动民工8万人次，担架2800多副，大小平车8000多辆，还有64辆汽车，仅向前方运盐即达73万斤。
新海连处于淮河、沂河、沭河下游，长期遭受反动统治摧残，又遇连年灾荒，我们进城之时，基本上是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农田撂荒、市场萧条，人民生活很困难。1949年元旦刚过，我们就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淮海总前委关于新解放区工作的指示，中心是动员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度过春荒。我在会上说，只有把生产搞起来，把城乡贸易流通打开，群众生活才有办法，也才有力量支援前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工厂要复产，农村要准备春耕，商店要开门，学校也要复课，要使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活起来。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下了江山，也一定要领导人民管好江山。
按照这次特委扩大会议的安排，首先发动国营企业职工恢复生产。海州有个电厂，是日伪统治时期搞的。抗战前除铁路上的照明设施以外，这里没有电灯。日本占领时才搞了这个小电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三年，不但没有恢复生产，反而设备被拆得七零八落。我们从淮北盐场借了一台柴油机带动500千瓦的发电机，于1月底向全境供电。境内陇海铁路的修复，关系到支援前线大局，我们召开会议研究，作现场动员，从农村组织民工支援，并号召铁路职工捐献器材，把几个小站的三股道暂时并成一股道，七拼八凑，肩挑人抬，经过4个月奋战，5月中旬通了车。港口方面，克服种种困难，6月初恢复运营。在这个期间，胜利面粉厂、利民食油厂、锦屏磷矿等7家工厂复产。新海连显露出生气了。
同时，我们还大力开展生产自救，组织以工代赈，做到未饿死一人度过春荒。
当时，我们进城的干部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努力工作，绝大多数表现很好。新海连的群众，从我们干部、战士的实际表现上提高了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认识，增强了向心力。不过，环境、任务变化了，有些人不适应，也有些问题。大多属于认识、经验问题，极少数则是个人品质上的问题。针对这种现象，进城一个月后，特委就作出《关于学习时事、澄清思想、整顿组织、建立制度的决定》，组织干部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前言》和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3月，特委专门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检查入城以来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为了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还开办了一所特委直属机关干校，轮训在职干部，第一期组织了240多人入学。
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说，是一项新事物，中央很强调及时总结经验。在新海连大半年内，我就亲自动手给上级党委写过四个报告。在这些报告中，除了反映动态情况、总结具体工作经验以外，还对若干政策和策略问题提出了意见。比如：对敌特残余势力，要在实力打击的基础上加强政治瓦解工作；在发动群众中除了把劳苦大众作为重点以外，特别要抓好发动和组织产业工人；在恢复经济生产中，切实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针政策的同时，还对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治；对旧人员坚持争取留用大多数，但对有劣迹有民愤的坏分子要适时加以处理，等等。我们在几个报告中，对总的指导思想比较突出地强调了两条：一是进城后迅速组织复产、复业、复学，是建立革命秩序、发动与组织群众的中心环节；二是对接收工作和接收后的管理工作，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对入城工作的干部，必须抓好学习，强调纪律。我经过接收新海连的工作实践，后来又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对以后到济南工作很有益处。
在新海连工作期间，2月和4月，国民党海军黄安舰和伞兵三团先后起义来到连云港。
1949年2月12日，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在青岛起义，于13日抵达连云港。黄安舰原系日本制造，是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26日接受日本战后赔偿的一艘护航舰，排水量8100吨，最髙航速16.5节，舰员编制126人（起义时实有64人，其中军官12人，士兵52人）。该舰的起义，是中共青岛市委、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胶东军区联络部等单位开展策反工作的结果。2月14日，我和新海连特委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全舰官兵，在连云港召开军民欢迎大会，庆贺黄安舰起义的重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向起义有功人员鞠庆珍、王子良、刘增厚、孙露山等颁发了嘉奖状，舰上全体官兵也都得到了纪念品。
2月16日，中央军委给华东局发来贺电，祝贺黄安舰起义成功，并指示：“一、该舰全体人员均须留用，除反对起义而又为群众所检举者外，目前不要更动一人……二、粮食、水、炭供给及人员生活，必须予以足够保证，一般的说可以比我们的陆军稍为提高―点儿。三、请向舰上人员査明该舰续航能力，可否一直径行航抵葫芦岛，以及如何绕过青岛附近敌海军巡逻区。四、威海卫军港及荣成港有无防空设备，黄安号转泊该处的安全程度如何，亦请一并查告。”
山东分局社会部于4月21日打电话给华东局、中共中央，详细报告黄安舰起义的情况。电报说：“经胶东关系鞠庆玲（珍）、青委关系王志（子）良共同努力，于丑时4点半，乘其舰长登陆……驶向连云港起义。”5月4日，新海连特区警备司令部呈报了黄安军舰起义材料报告。报告说：“在舰务官鞠庆珍、枪炮兵〈官）刘增厚、王自(子）良、军士长孙露山率领下，召集全舰官兵宣布起义，……12日下午3时开出青岛，13日上午4时开入连云港……”
黄安舰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艘起义的军舰，而且完好无损地归入我军行列，为国民党海军宫兵树起了弃暗投明的一面旗帜。黄安舰起义后，参加了解放沿海城市的战斗。在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回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作战中，与兄弟舰艇一起，击伤击沉了国民党大型驱逐舰“太平”号等舰船，又立下了新功。新中国人民海军成立后，该舰被命名为“沈阳舰”。
伞兵三团属于蒋介石的“亲兵”。在我军势如破竹、蒋帮土崩瓦解的形势下，经我地下党争取，该团团长刘农峻决定率部起义。他们拒绝蒋介石要他们开赴台湾的命令，在船只开出吴淞口之后，毅然转舵北上，投向山东解放区。
4月15日晨，运载该团官兵的船在连云港海面停泊。由于事先未接到该部起义的消息，我们部队在海岸摆开，准备战斗。就在此时，该团用旗语亮明意图，派人到岸同我们联系。我们一面将情况电告鲁中南军区，一面将他们接下来安顿。很快，我们接到了华野总部的指示，要我们做好这支起义部队的接待工作。4月16日，我会见起义的官兵代表。党在该团的地下工作人员陈家懋、周其昌同志详细汇报了他们机智勇敢地与蒋系特务、反动顽固分子周旋，投向人民怀抱的过程。4月18日，特委和蝥备司令部为他们组织隆重的军民欢迎大会。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是战时环境，我军须人不离枪。武装参加欢迎大会，让不让该团官兵带枪呢？让带枪，有的同志不放心；不让带枪，这样对待起义部队，显然不合适。我和几位领导同志认为，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该团起义是真诚的，即使发生万一的话，有我们的武装部队在场，估计出不了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决定让该团也带枪参加大会。结果对该团官兵很有感召教育作用。党中央对伞兵三团起义十分重视，毛主席、朱总司令特电贺嘉勉。该团的宫兵，除少数人要求离队还乡以外，后来大部分编为华东伞兵部队。
对这两支起义部队，我们都给予了尽量照顾。后在“文革”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冲击，我也在形势允许的时候尽自己的力量予以了帮助。
6月初，我离开新海连到鲁中南区党委（时驻临沂，不久移驻曲阜，后又移回临沂）任副书记。鲁中南区党委是1948年冬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和滨海地委合并组成的。1949年11月，我又由鲁中南调往济南市工作，从此离开了鲁南、滨海地区，开始了新的工作里程。
30多年以后，1985年6月，我借到连云港检查对外开放工作之便，去原滨海区的几个县市走了一趟，特地到烈士陵园瞻仰了在滨海地区牺牲的罗炳辉同志、符竹庭同志、希伯同志、陈明同志、朱克靖同志等烈士的陵墓。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引发的勃勃生机，缅怀往昔，思绪万端。一天晚上，我在临沂沂水河畔的宾馆里住宿，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来访，建议我写一篇关于滨海斗争的回忆文章。我也久有此意，就答应下来。但是，因为工作忙和其他原因，进度很慢，想一点儿，写一点儿，拖至今日始以成此稿。谨以此献给我深蒙其教诲的两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罗荣桓同志和陈毅同志，献给为了中国人民解放車业在滨海大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烈士们，献给那个时期同生死、共甘苦的战友们，献给滨海革命斗争胜利的本源广大人民群众。
滨海十年的战斗生涯，我永远不会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