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二地委是1943年10月建立的，位于滨海区的南部，又称滨南地委，辖临沭、郯城、沭水、海陵四县。
我到任不久，就接到山东军区发出的关于今冬明春斗争方针的指示，要求乘山东日寇部分南调之机，消灭侵入我根据地内的敌伪据点，兽中、鲁南、滨海要抓住有利时机，首先收复莒县，相继夺取费县，彻底破坏台（台儿庄）潍（潍坊〉公路的台临段与莒临段，以孤立临沂之敌。
按照山东军区的部署，我们首先集中进行部队大练兵。11月中旬，主动出击，开展反“蚕食”斗争，首战得手，连克林山铺、夹仓、仲宫三个日伪据点。接着，又会同主力部队，一举攻占莒县县城，争取莒县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3000多人起义，抓获反动会道门武装“万仙会”首领干经武。于经武是大恶霸地主，抗战爆发后，由搞“万仙会”拉起一支武装，投靠日寇，为虎作伥，罪恶累累，至此被彻底消灭。
1945年元旦，山东军区在《1945年的任务》中，提出继续扩大解放区，包围敌占大城市和破坏交通要道。我们动员和组织全地区广大军民，连续进行战斗。1月，在东部针锋相对地回击日伪对我沿海一带的侦察性“扫荡”，将其打退。2月，在西部攻占了临（沂）郯（城）公路上敌军主要据点李家庄。
那时，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妄图稳住在华的阵地，5月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集中向胶东、鲁中、滨海猖狂进犯。投入的敌军就有10万人，还动用了飞机、兵舰，陆海空一起来，气焰十分嚣张，斗争非常残酷，一度从海上向我们根据地推进了40华里。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英勇应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广大民兵配合部队寻机杀敌，有的地方还布下地雷阵。
广大群众千方百计地掩护八路军伤员、保护军用物资、执行战勤任务，出现了许多感人事迹。滨海区的这次反“扫荡”从年初打到5月底，以攻克日伪大小据点140余处、歼敌5000余人（包括击毙一名日寇旅团长）的战绩，宣告胜利结束。
反“扫荡”期间，我们在行军途中，经常带着滨南区仅有的一台五灯收音机收听广播，全靠它及时了解世界和国内战局。美日在太平洋激战、苏联红军5月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投降的消息先后传来，我们受到很大鼓舞，预计日本法西斯彻底完蛋的日子也不会远了。为了给敌人更加沉重的打击，夺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山东分局在6月发出《关于山东目前战争形势与我们紧急动员的指示》。我们地委认真贯彻这个指示，于7月中旬发起郯城战役月23日第三次解放郯城县城，使沂河两岸的重要产粮区为我控制，扩大了滨海根据地与鲁南的联系，直接威逼陇海路之敌。
8月5日，我在二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作动员报告，强调：“日伪军队不甘心于他们‘五月扫荡’的失败，还会作垂死挣扎，以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扫荡’和反‘扫荡’的规模将更大。全体军民，一定要发扬不怕牺牲、决战决胜的精神，粉碎敌人的更大规模的‘扫荡’，争取更大的胜利!”作这个动员部署的目的是，要在青纱帐起来的季节，再重创敌军。没想到几天以后，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自九一八事变起，东北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斗争，自卢沟桥車变起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血战八年，付出巨大牺牲的全民族抗战胜利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英勇悲壮地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终于取得了一次彻底的胜利！消息传来，一片欢腾，人们悬灯结彩、舞龙舞狮开庆祝会，机关也改善伙食，大家开怀畅饮。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欢畅快乐的日子。有几位同志打趣地问我：“谷政委，下一次反‘扫荡’什么时候进行?”我说我承认犯了一次估计形势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没有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他们说：“你说得对！希望你以后再犯几次这种错误。”我说犯错误总不大好，就是这种错误，也是少犯一点儿好!”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
根据朱德总司令给各解放区发布的命令和山东军区的部署，8月16日，滨海区党委发出《关于目前城市工作紧急指示》，动员根据地内所有与青岛、新浦以及敌占县城有关系的群众、党员和干部，马上进入各城市内开展工作。21日，我军解放了赣榆、青口，控制了日照至新浦之间的海岸线，直逼海州、新浦、连云港。9月6日，我军解放诸城。8日，解放日照城。11日，解放临沂城。至此，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连成了一片。
当听到朱总司令命令八路军（原东北军系统）吕正操部、万毅部、张学思部向东北进军的消息时，我这个当年张少帅的学兵也坐不住了，很想同老战友万毅一起杀回东北，收复失地，并向东北父老乡亲展示这支经过共产党改造和发展了的东北军老部队的新风采。
党中央根据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形势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派罗荣桓同志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人，派黄克诚同志率新四军3万人，连同其他地区的部队，从海陆两路不失时机地驰赴东北。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已先行带领司、政、后一部分干部出发。我利用这个机会向罗荣桓同志表示了我希望一起去东北到主力部队的愿望。
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他说曾经想带你一起去东北，后来考虑山东地区今后的斗争任务将更加艰巨，也得有一批骨干，你在山东工作多年，地方上的情况熟悉，留下来是合适的。接着，他勉励了我一番。望着这位身负重任、即将远行的老首长，想起在他的领导下山东解放区的发展壮大及自己的成长进步，我心里充满了对老领导的敬意和依依惜别之情。
我在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期间，先后任分局书记的朱瑞、罗荣桓两位同志，都是水平很高的老领导。
朱瑞同志曾在广东中山大学就读，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而且他做事非常认真，每作工作报告，必抱一大摞理论书上台，随时翻开援引，大家都很佩服。记得他向分局机关作关于《从国际到山东》、《妇女解放运动》等报告，每个报告都讲个把星期，内容涉及生物起源、阿米巴虫、从猿到人等等。虽然，他的有些讲话学院气味浓，联系实际不够，但也并不像党内有些领导人那样把马列主义对着别人咄咄逼人。朱瑞同志是一个有学者风度的领导，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朱瑞同志后来创办我军的第一炮兵学校，把他身上兼有的学者、革命家、军事家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
罗荣桓同志作报告，总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42年学习节开大会，罗荣桓同志在报告中讲了一个问题：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列主义？罗荣桓同志说有人讲，毛泽东同志是山沟里出来的，打仗可以，搞农民运动可以，搞理论不行。这是完全错误的。什么叫理论？能指导革命实际并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武装斗争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根据地建设的理论，现在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那种照搬马列主义，在实践中曾经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的‘理论’，实践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这种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是对中国革命真正有用的马列主义！”说实在话，对罗荣桓同志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直到党的“七大”以后学习了有关文件才明白，他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正确路线一边，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罗荣桓同志讲话扼要深刻，但也同样不咄咄逼人，虽然在大原则上决不让步，对同志、对统战对象却又很宽厚。
罗荣桓同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军事上的创见，如翻边战术和政治上的成熟，如在山东不搞“抢救运动”，人们谈得比较多。其实他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领导才能是全面的。
正是因为罗荣桓同志等山东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不僵化、待人宽厚、处事灵活，山东根据地在经济工作方面做出了特色，出了一些经验。
首先是重用懂行的企业家。
先从北海银行的创办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统称抗币，与日伪发行的伪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同时在各自统治地区及交界地区流通，山东根据地发行的北海票是广为民间商人承认的最成功的抗币之一。
抗战初期，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在其驻防区域内大量印发地方流通券，强迫群众使用，掠夺物资发国难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制止国民党地方部队的中饱私囊，为了保护群众利益，为了使物资能留在根据地用于抗日，同时也解决市场上法币的流通缺少辅币的实际问题，山东的几个抗日根据地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抗币。
北海银行诞生于1938年10月，因蓬莱、黄县、掖县北面临海，而当地抗日政府也叫北海专署，故初时为当地抗日政府创办的这个银行得名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直接聘请银行家参与创办的。祖籍掖县的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雨田抗战爆发后回乡避难，当时胶东三支队的支队长郑耀南、政委李耀文等经研究并请示了上级领导曹漫之等同志后，亲自出面请张雨田主持办银行。根据当时市场流通缺少辅币的情况，一开始发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等辅币，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北海银行真正按金融业的规律办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罗荣桓等山东根据地的领导给予高度重视，使北海银行渐渐成为整个胶东根据地的银行。在停办了其他不成功的银行后，1940年北海银行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唯一发行成套抗币的省银行。胶东有许多民间商人在哈尔滨、大连或青岛、烟台等地从事工商业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他们为养家而汇入大量伪币，这促使形成了民间的“外汇”交易。根据地正视这一现实，利用土特产、食盐、花生等，利用我们控制的硬通货——黄金，努力提高抗币的威信，并利用掌握的伪币、法币到敌伪和顽固派占领区购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即保证了抗币的合理币值，又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虽然北海银行的创办者张雨田经不住国民党方面的诱惑，后来离开了根据地，但根据地一以贯之地尊重企业家和专家。如郭欣农同志的父亲郭延寿（字眉山）就是胶东区财委副书记孙揆一同志亲自参与动员（从哈尔滨）回乡参与根据地建设的企业家。1944年春，北海银行经郭延寿等通过天津转给彭德怀的机关北海币四百多万元（合当时准备银行币七百万元上下）。
由于尊重银行家，党内参与创办北海银行的陈文启、洒海秋等同志都迅速成长为内行。不但把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领导得很好，解放后也很胜任地担任了省级银行和国家银行的领导职务。
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尊重经济学家。
1943年初，原在抗大华中总分校工作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因该校停办，奉新四军陈毅军长的命令带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经山东赴延安。朱瑞同志、黎玉同志、罗荣桓同志都先后接见了薛暮桥同志，恳请他留下来抓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同时也向中央提出要求（朱瑞同志先是请求允许薛暮桥留山东工作三个月，后罗荣桓同志又请求延长），得到了批准。
薛暮桥同志对山东经济工作中的欠妥之处有重要的建议被采纳，对成功之处亦做出了精彩的总结。这里仅举二例：
山东的征粮办法，按实产量征收，税率累进。薛暮桥同志指出：税率提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就会失去增产的积极性，建议改为按应产量征粮。
对于抗币（北海票）的发行和管理，薛暮桥也总结和推广实行了一套理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有个经济学家以记者名义来山东访问。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山东的货币既无金银作储备，又无外汇作储备，竟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薛暮桥同志告诉他，你们有40%黄金储备，我们有50%的物资储备。“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储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①【①见《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笫153页。】
1943年10月，薛暮桥同志直接负责刚刚成立的山东省工商局的工作（黎玉同志挂帅兼局长，具体工作由薛苒桥主持），统一领导了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
由于重用了企业家和懂行的同志，由于尊重经济学家并按市场规律办事，山东的经济工作搞得灵活，创造出许多其他根据地没有的经验，比如发展“海外贸易”就是其中一项。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线拉长了，活动在中国沿海的舰艇逐渐减少，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海上封锁也减弱了。与根据地做生意的民间商船渐渐增多（历史上苏北、浙东一带小港口的南船就有与山东各港口贸易的传统）。由于敌人对我的封锁以及我对敌占区的反封锁，运到敌占区港口的棉花等物资因失去广大农村市场而销路不畅，而敌占区的城市也极缺花生油、食盐等物资。我们通过商人的间接宣传以及我在敌占区工作人员的直接工作，逐渐动员了一批商船驶进根据地的港口，也有因风向等原因误入我港口的。我们对入港商船均热情关照，他们的棉花等物资销售快、价格好，所需回头货——花生油、卤咸鱼、海盐等我方也都积极供应，且价格便宜。巨大的利润空间和爱国热忱使民间商人敢于继续冒险“走私”。敌人对海上交通工具的控制极严，每只船都得领取一本“航行路簿”，进出任何口岸都必须报关验证和检杳货物，规则十分严格。民间商船一般是黄昏时接近青岛（沙子口）或石岛等敌占区港口，天一黑趁夜幕掩护驶向我根据地的码头。我们这边不需盖结关验讫章，对他们私刻的敌占区海关分卡印章也不过问。日伪在石岛的力量不如青岛，石岛抗战后期被我军控制。我抗日根据地对外通商的口岸还有滨海日照县的岚山港等港口。
除了和敌占区的民间贸易，山东根据地与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也展开了贸易，互通有无，互相支援。
贸易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比如原来缺少棉花的地区得到了比较充足的供应，根据地发动群众纺纱织布，经济贸易部门放棉收布，解决了军需和民用，也促进了纺织等方面的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而敌占区的食用油等物资依赖我解放区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也只好默认这种事实。通过对敌占区的贸易，所获得的大量收入被我方大量用来购买抗日急需的物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而我山东根据地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经济政策，掌握了经济斗争的主动权。
因为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再加上胶东招远等地出产黄金，山东根据地给党中央和兄弟根据地做出了许多贡献。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山东还有资料说是12万两）。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我曾为原公安部边防局的慕丰韻局长的回忆录题写书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了他们那批从胶东派往延安学习的学员及护送部队每人都发了一个重七八斤的缝好的带子系在腰间带往延安。
我在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的职位上，曾参与过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调研，而到滨南地委工作又直接领导了地方的经济工作。山东的几个根据地中，胶东和滨海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通过海上的“对外贸易”也比较多，出了一些经验。
曾跟随罗荣桓、朱瑞同志工作，后来成为军事家的同志很多，从后来第四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抗战时期在山东工作的同志成长为军、师级高级指挥员，对他们的事迹有许多报道。其实山东根据地也有不少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后来随大军南下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因山东根据地较早发展“海外贸易”，有海关业务，所以南下时有不少山东的干部充实到沿海各省的海关等部门。我现在已记不全为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做出贡献的领导同志的名字了，除了前面提到的省级领导及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和领导北海银行的陈文启、洒海秋等同志。胶东经济工作做得比较好，自然也出了较多干部。虽然客观地说，胶东地区条件较好，不像滨海处于交通要道，属兵家必争之地，但领导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毕竟是要认真研究掌握经济工作的规律。北海银行能在胶东成长起来，胶东根据地能从战略高度跟日伪争夺并经营金矿，从而保证了大量黄金上缴中央，都说明了曾任北海专署专员和胶东行署主任（兼胶东军区政委）的曹漫之等地区的领导同志（当时许世友同志是胶东军区司令员，从军事上有力保障了根据地的发展）是善于研究问题和总结经验的。
1945年底，薛幕桥同志任省府秘书长后，石瑛同志接任工商局长。他原任滨海的工商局长，所以我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他来自晋冀鲁豫根据地，结合了两边根据地的经验，学习了薛暮桥同志的一些理论，并结合山东特别是滨海根据地的实际，做出了许多成绩。我引用薛暮桥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一段话来证明其贡献：石瑛同志“对建立工商局工作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将滨海区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加工，向全省推广”。①【①见《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薛暮桥同志任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时，杨波同志是他的重要助手，协助总结了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一些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调到国务院工作以后，和薛暮桥、杨波同志的接触比较多，大家常常谈起抗战时期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山东经济工作的经验，对党内后来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感到非常不理解。后来我们这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也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发掘这些经验可以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有益的启示。而罗荣桓同志重用专家、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也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领导人。每回忆及此，我总为罗荣桓同志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