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我们在东北军一一二师的工作，也开始面临复杂的新情况。
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蒋介石采取又拉又打的新方针，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拉拢国民党“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调集兵力，重点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蒋介石确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政策，不断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磨擦，肆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并颁布了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对异党问题处理实施方案》。
这股逆流也涌到了东北军。前面提到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表现十分恶劣。他出身于辽宁开原一个大官僚家庭，思想反动，是东北军高级军官中右翼势力的代表，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此人贪污、好色、吸毒，生活极其腐化。在对日作战中，他贪生怕死，指挥无方，屡屡败北，却肆意反共，与人民抗日武装作对。1940年初，他伙同国民党派到该军的政训人员，推行“全军皆党”的计划，即要全军官兵一律加入国民党，为此布置一一二师开办“党务录士”训练班。这是一个新情况。
在此之前，1939年9月，党在一一二师的主要工作阵地六六七团遇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伍志纲同志不幸牺牲。我继任师工委书记，增补吕志先、郭宏隽（以后也牺牲了）、王羽中、朱长禄同志为工委成员，加强领导核心，周密处理善后，稳定了情绪。但这毕竟是师工委的惨重损失。
1940年初，万毅被调往一一一师任三三三旅旅长，六六七团继任团长金克才是个反动顽固分子，处处与我们作梗。这又是一个新情况。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派到师政治部工作的王武修被国民党特务策反叛变。好在我们发现及时，处理果断，将他秘密送往山东分局审査处理，未酿成大祸。但是我暴露了。
鉴于这些复杂严重的新情况，1940年2月上旬一天深夜里，我应罗荣桓同志之召，到费县布袋峪汇报工作。我一到，罗荣桓就立即同我谈话。我代表工委请示，能否在必要时，像山西新军那样，把队伍拉出来。罗荣桓说，山西新军是党组织起来的军队，东北军与它不同，发动起义拉队伍，事关重大，必须报请中央决定。他分析了各方面情况指出：压住阵脚，提高警惕，静观形势变化，做好应变准备。考虑到我已经暴露身份，要我先撤出来，其他待不下去的同志也要有计划地撤出。他说，你撤出后，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挂个“参议”的名义，继续领导东北军一一二师工委党的工作。
我立即返回，召开师工委会议，作了传达安排。接着我收到了一封“母病速归”的假电报，向荣子恒“告假”后到沂蒙山区根据地一一五师后勤部驻地大炉村住下，通过两个交通员，一个是朱长禄，另一个叫刘远，传递口信，或找人出来谈话等办法来领导—一二师工委党的工作。不久，原东北军工委书记项廼光在中原地区叛变，中央通知凡与之有过联系的同志要谨防遭迫害。因此，李欣、程咏陶等也撤离一一二师。我还将此情况秘密通报万毅，要他提高鹜惕。
我在大炉村继续处理如何与缪澂流“全军皆党”的阴谋作斗争的问题。报经山东分局专门讨论决定：（1）共产党员可以与群众一起加入，以免暴露；（2）积极争取由我党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各连“党务录士”，把国民党东北军中的办事机构掌握在我们手里。我按此组织落实，结果一一二师的大部分“党务录士”都是我们的同志。在登记时，这些“录士”们把花名册拿来照抄一遍，然后分别用十个指头在各人名下按个手印（甚至脚印）交差了事，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甚至供长官们吃空额的“假人”也都成了国民党党员。
1940年夏，缪澂流与北平派来的日本间谍勾结，密谋投敌，并公开高调反共，在卢沟桥事变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国坏就坏在张学良手里，要不是张学良、杨虎城闹出了‘双十二’，共产党早被消灭了。”7月下旬，他秉承蒋介石的命令，伙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召开鲁南苏北17县县长会议，布置“清洗共党力量”，加紧了对五十七军进步力量的迫害。针对这种情况，罗荣桓专门找我作了具体研究。根据中央顾及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在不久前提出的不在友军中发展党员的新精神，考虑到一一二师的实际情况，确定将派入东北军工作的同志一律撤离；在东北军“土生土长”的党员，凡身份未暴露的继续坚持岗位。罗荣桓强调，这不是逃避斗争、放弃阵地，而是为保存党的力量，坚持团结抗战，一定要组织好这次撤离的行动，表明我党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的原则态度。
我据此指示，同师工委的同志对撤离行动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逐个研究确定了撤退和留守的名单，选定撤离集合的地点和撤离的行军路线，分别通知到每个同志。要求撤离人员不带走东北军的一人一枪；原来掌管钱、物的撤离人员，要造妥交割清楚的单子。要求少数坚持岗位的同志要做好隐蔽，提高警惕。这些准备工作大约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9月22日早上，人们忽然发现，部队中许多人不知去向，这些人的枕头下面都有一份印好的《告东北军抗日将士书》，宣布：我们是为抗日救国而去，此处不给我们继续抗战的机会，只得另寻为抗战尽力的地方。有的枕头下还有账单，表明两袖清风，无私无弊。反动分子大惊失色，爱国官兵叹惋不已。撤出的当晚，我带着八路军的一个连在集合地点等候撤离同志的到来。当东方布满朝霞时，我和这个连队护送200多名撤出来的同志向山东分局驻地进发。他们到达分局后，经过一段学习，都分赴新的战斗岗位了。我留在山东分局，任山东军分委秘书主任和分局统战部长，仍负责联系东北军的工作。
2·8迎接东北军一一一师举义
与此同时，五十七军发生了“九·二二”锄奸的义举，粉碎了缪澂流企图投敌的计划。
已经调任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的万毅，掌握了缪澂流与日寇谈判投降的铁证，在该师地下党组织和师长常恩多（时染重病）的支持下，计划在9月21日晚上将缪澂流及其同伙捕捉归案。但派去执行此任务的营长韩某告了密，缪澂流和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潜逃，只抓到副军长朴炳珊、旅长唐君尧等投敌分子。9月22日，常恩多、万毅领衔通电：“缪奸与敌妥协，人证俱在，职等……出于个人义愤和所部拥护，仗义锄奸，尤望全国各族同胞、抗日志士，口诛笔伐卖国投敌汉奸缪澂流。”山东分局获悉后，立即作了研究，请示中央，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示：“表面中立，实际赞助，常师如被攻击，我可给以武力支援。”
“九·二二”锄奸遏制了苏鲁战区反共亲日分子的投降活动。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急忙清理部队，搜捕爱国进步分子。好在大部分同志已经安全撤离。六七二团团长刘杰，是我们发展的秘密党员，留下来棠握部队的同志。他作战勇猛，思想机敏，表面上又很会装憨扮傻，似乎是个缺心眼儿的“二杆子”。他当营长时，一次缪澂流问他的属相是什么，他说：“报告军长，我是属鸭子的。”长时间里，谁也难以想到他会是共产党。这次被霍、荣一伙怀疑，他一发觉情况有变，星夜兼程跑到八路军根据地。该团的一个连长、我们发展的秘密党员江潮同志，在荣子恒的大捜捕中，率领200多人起义，带过来了迫击炮、机关枪等许多精良武器。后来，刘杰被委任为八路军海陵独立旅旅长。解放后，江潮同志曾在机械部、两藏军区、南京军区担任重要职务。
缪澂流逃脱后，一方面承认“鄙人与敌伪接洽，确有谈判”，“罪戾之深，愧悔难禁”；一方面向蒋介石诬告万毅搞“兵变”。10月份，重庆来电撤销五十七军番号，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划归于学忠的苏鲁战区司令部直接管辖。上中层军官中的反动顽固分子气焰更加嚣张。在1941年2月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一一一师参谋长陶景奎和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趁常恩多病重不能理事、大权旁落之机，扣押了万毅。蒋介石曾电令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万毅秘密处决。于学忠当时既害怕共产党，又不满国民党，不愿把事做绝，迟迟没有执行。
其后，又经过一年多复杂艰苦的斗争。到1942年7月末，关押在苏鲁战区司令部的万毅同志，得悉于学忠准备将自己交战区司令部军法分监“公开审判，明正典刑”，于是冒险越狱，夜行几十里路，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山东分局得悉后，立即派我赶去迎接。我俩已经两年多未见面了，此时此地相会，欣喜激动，难以言表，联辔比肩，畅叙别后种种。万毅到达分局驻地后，朱瑞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他的详细汇报。
于学忠总部听说万毅越狱，火速派骑兵追赶。这时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司令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同志决定立即把队伍拉到抗日根据地。8月3日晚，他们举义起事，包围了于学忠总部（于化装脱逃），与陶景奎、孙焕彩的反动顽军交火战斗。
山东分局得悉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万毅同志回一一一师帮助掌握部队，由朱瑞同志和我到前方指挥接应。8月8日下午，一一一师抗日进步官兵2700多人携带步枪1200余支、轻重机枪60挺、火炮两门及电台、马匹等，到达抗日根据地莒南县。
从此，这支部队就接受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统一指挥，与八路军山东各部队一起打击日伪军。但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没有马上改称八路军番号，对外称新一一一师。常恩多同志在到莒南县的第二天就因长期病重不治逝世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公开发丧，秘密将他盛殓权厝于朱梅村一个僻静的地方，名义上仍由他任新一一一师师长，由万毅任副师长，主持全师工作，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到1944年10月，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成为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万毅率该部从胶东渡海挺进东北，在全国解放战争和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常恩多同志的追悼大会，是在1943年2月27日举行的。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滨海行政区公署等党政军机关，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陈士榘等领导同志都参加吊唁，赠送花圈、挽联。我的挽词是：“坚持抗战，力主团结，谋猷端赖老成，孰意国事劬劳，伤及良将；克服困危，准备反攻，努力仍须吾辈，再念责任艰巨，痛失干城。”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动乱中，常恩多同志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了“国民党大军阀”的罪名，墓地被毁，其遗属受到株连。1974年3月，我收到跟随常恩多同志多年的刘唱凯同志的申诉信，得知了上述情况，感到十分气愤和难过，报告了周总理。在总理支持下，对此进行了处理。我回信证明常恩多是中共特别党员，并与国务院主管部门商定，对他的遗孀按月补助一些生活费用。
岁月如流，半个世纪过去了。“西安事变”、“八年抗战”这些关系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只能在一些史籍和文艺作品中找到它的影子了。但是，我总是忘记不了那一段斗争生涯，忘记不了那段岁月里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忘记不了在东北军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做出种种贡献以至流血牺牲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