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万毅，在东北军中以文武兼优、爱国进步著称。他是辽宁金县人，满族，东北讲武堂第九期的高材生，毕业考试时名列1980名同学的榜首。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到校奖授他指挥刀和手表。任军职后，他笃行不嫖、不赌、不贪污、不携眷随军，并坚持所带部队戎装整齐，自己军容严谨，为东北军军官中所罕见，得到张学良的赏识。1936年1月，他被任命为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团长，时年28岁，是东北军当时很年轻的团长。也就在这时，他经过刘澜波同志与我党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党介绍了一批进步青年到他那个团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建立了秘密党小组，还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团”，由万担任名誉团长。两安事变时，他坚决支持张、杨联共抗日，驻守渭南防御蒋系部队进攻，被老一派目为“言行激烈”。“二·二事件”发生后，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把他逮捕扣押。七七事变后，缪迫于舆论压力，才放他出来交军部特务营“监视候议”。10月，他又被重新任命为六二七团团长，带部队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又任六六七团团长，移驻苏北新浦镇（现属连云港市）。
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和万毅的进步表现，长江局派我和张文海①【①解放后，张文海同志曾任吉林省副省长。】同志去那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考察研究发展万毅入党问题，如果他符合条件，就吸收其入党，然后依托他这个团，在五十七军开展工作。
我俩带着这个任务，坐火车经郑州、徐州，在元宵节的鞭炮声中到达新浦。先住进一家叫做“陇海公寓”的旅社，设法通知万毅，说是有两个乡亲前来拜访，望能一叙。万毅到旅社来了，我在学兵队时听过他讲话，认得出来，但他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张文海，乍一见面很有点儿诧异的神色。我们说是从刘澜波那里来的，消除了他的疑虑。开谈后，我俩进一步亮明身份，告诉他“周恩来同志让我们来看看你”。先谈了些他的历史情况，接着对抗战的形势进行了讨论。由于我参加了淞沪会战，他也经历了南京保卫战，大家对国民党上层指挥的失误以及战争的其他经验教训很有同感。我们便借机问：“你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考虑?”他想了一下说：“抗日救国，我义无反顾，打日本鬼子决无二心，我这个团请共产党放心。但我的理论不行，看过几本书，学得很不够。再说共产党讲铁的纪律，在纪律上我觉得还不够条件。”我们看他思想上有些犹豫，就说你先想想，改日我们再谈，理论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入了党还可以继续学习，也给他详细解释了党的纪律。第二天，他来找我俩郑重表示：“我想通了，如果组织上认为我还够格，我愿加入共产党。”他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着觉，思前想后得出结论:要打败日本鬼子，靠国民党没希望，得靠共产党，下决心参加共产党干一场。我和张文海同志当即表示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共同研究了在他的部队开展工作的事。
此时万毅当团长的六六七团，是在南京会战中打散后新组建的，政治上、军事上都需要训练，而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得有一批骨干才行。正当我感到势单力薄之际，传来一个好消息：前面说过的学兵队四连的伍志纲同志和青岛的地下党员李欣同志带着108名知识分子到了徐州。伍志纲①【①伍志纲，原名伍世英，1909年出生于四川仁寿县，曾就读于南京军需学校、计政学院等，后与秦川等起到北平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代表作有发表上《文学》上的《除夕三部曲》、发表在《榴火》上的《铁流之歌》等。1936年又到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亊变后曾被派往騎兵军第三师负责党的工作，后又被东北军工委派到某师担任党的工委书记。因该师我党力量比较集中.被蒋介石发现后明令解散。这一次伍志纲是重返东北军。】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也是北平左联成员，曾用“伍石甫”和“石夫”等笔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除夕三部曲》等作品，主编过进步文艺刊物《榴火》。李欣是广东客家人，青岛大学的学生。抗战爆发后，他俩带了一批青岛、高密的进步青年，与高密的地方武装蔡晋康部联合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但姓蔡的这家伙怕被吃掉，蓄意制造分裂，排斥我党领导的进步力量。
于是他们又带着这批青年到了徐州，原拟参加第五战区的战地服务团或设法转道去延安，后来听说我在新浦，就写信问能否到万团来。我们喜出望外，当然是欢迎至极。经过研究，他们带领的“一百单八将”，除年纪较大的邹鲁风同志和十多位女青年另行安排以外，其余80多人，都接到新浦万团来。
我们依照东北军办学兵队的办法，办了一期新兵队，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结业后，大部分分配下营、连开展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团里留了20来人组成宣传队。
伍志纲一行到万团后，经报长江局批准，由伍志纲、我和李欣同志秘密组成党的东北军一一二师工委，伍志纲任书记。师工委第一次会议，讨论批准万毅同志入党，并明确是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张文海即回长江局复命。为了掩护工作，我们总得有个合法身份。按东北军的规定，万毅作为团长无权任命军官，于是伍志纲同志当了“文书上士”，我和李欣等同志都是“二等兵”。有次士兵打靶，我也参加了。凭着在学兵队学过的本事，我居然三枪打得都不错，博得好评。以后不知道从哪里传出说我是从马占山部队来的。这对我开展工作不无好处，我也就听之任之了。
从武汉出发时，长江局交代，一一二师中有几个秘密党员，我们也一一接上了关系。其中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吕志先同志。他也是东北军学兵队学员，在怀远被分配到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六六八团，组织上给他的任务是长期隐蔽，需要时有人去接关系，没有组织上的通知，不得离开。我和张文海到万团后，就找到了他。师工委成立后，他从六六八团驻地赣榆来新浦，我们一起研究了开展工作的问题。第一期学兵队结业时，也给他所在的那个营分配去了几名党员和学员。从此，内有党的秘密组织，外有公开的宣传队和下营、连搞政宣、文教工作的同志，我党在一一二师开始建立了工作阵地。
2·6争取友军，团结抗日
随着工作的开展，许多官兵提高了觉悟，涌现出一批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我们从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来队的进步青年，也有东北军的士兵和军官。有个叫朱长禄的通信兵，一天约我到野外谈话。他自我介绍说，他原在西北军吉鸿昌部入党，参加过察北抗战，后来辗转来到万团。他说，我看你是党派来接关系的，为什么不找我？我等党找我好几年了，你不找我我就找你了。经过考察了解，他虽然有些旧行伍习气，但思想本质、政治倾向都是好的。由于对他的党籍无法查证，不久就吸收其重新入党。
这时，在五十七军的另一个师，即一一一师，党也开辟了工作，建有师工委，负责人是张甦平、王振乾、曹建华同志。我们建立了横向联系，工作上互相配合。这个师的师长，是东北军爱国将领常恩多同志，他后来在1939年初加入我党，与万毅同志一样是单线联系的特别党员。
一一二师工委还同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我们在日照、莒县、诸城、赣榆一带开展工作，先后帮助成立了日照临时县委和赣榆特支。1938年末，部队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后转驻淮阴、泗阳一带时，又帮助苏北一批党员与上级党组织恢复了联系。苏北当时党组织被破坏后尚未恢复，有一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党员成立了“苏北抗日同盟会”，由李干成①【①李干成间志解放后任苏州行署专员、上海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其负责交通，在处理“安亭事件”时与王洪文等抗争，成为上海最早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孙海光等负责。他们虽然没有跟组织接上关系，但是在淮河以北的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灌云、东海、沐阳诸县形成了一个网络，并团结了一批爱国知识青年，有的还出版了小报。工委帮助李干城等与上级取得了联系。
与地方党组织联系的加强、民运工作的开展，又促进了部队工作。1938年底，苏北党组织介绍来了丁九等80多名进步青年。我们在六六七团举办了第二期新兵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少部分回地方开辟工作，大部分留在部队。1939年春，部队由苏北移驻山东，又从日照接纳了秦寄萍、秦亢青等80多人，在费县办了第三期新兵队。秦寄萍原在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回国找到在北平读大学的弟弟秦亢青，二人决定回家乡日照拉队伍抗日。恰逢我们部队进驻山东，便动员了一批亲友前来投奔。这一期培训时间较长，超过两个月，结业后一部分组成三三四旅战地工作团（后来成为我爱人的牟锋就在这个战地工作团工作），一部分分配到团、营工作，少数人组成民运组到抱犊崮山区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除办了三期新兵队以外，在第二期与第三期之间，苏北地方党组织还介绍来陈冰等30多名进步青年，没有进行培训就分配了工作。他们自称“二期半”，表示对未参加过新兵队训练的遗憾。在前后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吸收训练了25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当时，东北军在苏鲁战区有几支部队，包括五十七军的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和五十一军，党都开展了工作。就吸收训练知识青年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一一二师工委抓得比较突出。这不但对于扩大我党工作阵地，推动东北军广大宫兵积极投入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在一一二师工作的这一批青年，大部分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成为党的工作骨干。有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些在建国以后担负了党政负责工作。如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的李后、天津市委副书记陈冰、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空军学院副政委张翼等同志。
随着政治骨干队伍的建立，我们在一一二师的工作，以万团为基地逐步开展起来了。上文化课、教唱进步歌曲、进行抗日政治宣传、开展群众工作，还排演戏剧。演的戏有小戏，也有多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东北一角》、《流寇队长》、《连云港暴风雨》这些戏，团宣传队都演过，很受官兵和驻地群众的欢迎。有时万毅还亲自粉墨登台，扮演角色。万毅能打仗，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的美传，文的也拿得起来。他懂五线谱，在六二七团当团长时就用《马赛曲》的谱子写过该团团歌①【①万毅同志在六二七团当闭长时根锯法国马赛曲的谱子重新填词：“神圣的自卫战争是民族的最后生路，大家向拥！倭奴强权夺我东北，又无厭踏进长城关。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我们要誓死收复旧山河。遵守团体铁纪律，组织成救亡铁阵线。统一意志，集中一切力量。为爭生存而战。勇敢前进，到东北去，青年的六二七团。”六六七团继承了六二七团的这首歌。】还会唱京戏，他扮“肖恩”，演整出《打渔杀家》，唱得有腔有调，台步和做派很像那么回事。我们办了一张军中油印小报《火线下》。法国作家巴比塞有本小说叫《火线下》，我很喜欢。我办过一些小报，常用这个刊名。《火线下》的主编是郭宏隽，李后负责美术插图，负责副刊的是后来成为名作家的王希坚，当时就表现出很有创作才华。他在这个军中小报上发表过连载小说，每一期蜡纸上留一块版面，他不打草稿连写带刻，不多不少正好填满那块地方，而且一字不改。每期都有新闻报道、连队通讯、文艺作品和学文化的辅导材料，版面活跃，深受大家欢迎。影响之下，师部和其他三个团也先后办起分别名为《火把》、《火炬》、《火光》、《火焰》的小报。国民党在万团里派有一名政训主任、一名政训助理员，本事不大，又有一副做官的架势，浮在上面不下连队，当兵的不买他们的账。我们人多力量大，与士兵关系密切，而且讲的、写的是枪口对外、坚决抗战，演的、唱的都是抗日救国，努力杀敌。他们徒呼奈何，实际被架空靠边了。
经过一番努力，团队生活活跃了，精神振奋了，战斗力提高了，接连打漂亮仗。1938年3月，中日双方在徐州台儿庄一带激战，日寇出动海军并指使伪军刘桂棠、张宗元、刘沛臣等部，沿海(州）青（岛）公路进犯，以策应徐州台儿庄的日军。一一二师奉命由海州、新浦驻地出发，经赣榆北上迎击敌人。六六七团向盘踞日照碑廓之刘桂棠匪部发起进攻，一举攻占碑廓。一段对峙之后，六六七团再度发起进攻占领了巨峰。敌人对我进行疯狂反扑，六六七团二营在圣功山与敌展开血战。二营长樊鸿盛重伤不下火线，顽强地继续指挥战斗。五连长孟昭盛在与敌人的拼搏中壮烈牺牲，六六七团宣传队很快以其英雄事迹编演了活报剧《孟连长之死》，以鼓舞士气。
之后，部队奉命后撤至赣榆以北，准备接受增援连云港的任务，敌人跟进到了柘江、大石桥一线。
此时己是1938年4月。摸清敌情后，三三四旅长部署六六七、六六八团在万毅、崔喜璋率领下对敌发起猛攻，一时杀声震地、火光冲天，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除被歼者外，纷纷争乘海轮逃走。此役共缴获迫击炮11门，步机炮、弹药、辎重甚多，使军心、民心大振。在鲁东南、苏北的这几次战斗对于著名的台儿庄之战形成了侧翼的支援。而在柘江、大石桥的这次胜利拉开了连云港保卫战的序幕。
徐州会战中，一一二师移防新、海、连，六六七团的任务是在连云港抗击日寇登陆。那时，日寇有多艘军舰停泊在近海海面，白天军舰朝岸上打炮，又有飞机狂轰滥炸，晚上则用探照灯不断地捜索监视。我们在从海滩到云台山麓梯次构筑了反登陆的各种工事，白天蹲在沟壑及散兵坑壕里一动不动，晚上的活动也格外小心。战士们警惕的眼睛严密注视着阵列在东西连岛前的敌舰。盛夏时节，战壕生活非常艰苦。党员和积极分子以发动大家讲故事等方法，使大家看淡了艰难困苦，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除了抗击敌人舰上空中的轰击之外，六六七团曾进行过两次激烈的地面战斗。一次是孙家山反突击战，当敌人利用海空优势突破我阵地后，我们一面顽强阻敌发展，一面组织力量连夜反突击，把敌人赶下了海。这一仗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恢复了阵地，杀出了威风。第二次是大桅尖战斗，那时六六七团已成为全师的预备队。有一天，敌军乘雨夜浓雾打掉我方哨所，疯狂地涌上岸来，攻占了右翼六七二团阵地。六六七团冒雨驰援，从敌侧后发起攻击与敌展开肉搏，同坚守阵地的六七二团两面夹击，终于将敌赶下大海，恢复了大桅尖原阵地。
10月下旬，我们奉命参加保卫武汉大会战，先破坏了陇海路，又从苏北越过津浦线到皖北打外围战，牵制武汉正面之敌。在合肥附近，六六七团一营在李鸿德营长的指挥下，经周密部署，以声东击西的战术先转移敌人注意力，然后突袭了日寇的机场，炸毁了四架飞机和大部分跑道。这是部队此次南下的最重大的战果。1939年春转战鲁南，在滕县津浦线上打伏击战，生擒带领“日本华北经济考察团”进行考察的日军少将原山方雄。
万团朝气蓬勃，在一一二师一枝独秀。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向万团提出要人支援的不少。万团所在的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就要我去旅部把全旅的抗日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抓起来。师工委研究，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也为了隐蔽力量，长期坚持，决定派李欣去当师长霍守义的秘书，我去旅部，伍志纲仍留万团。我把主要由第三期新兵队学员组成的战地工作团带到了旅部，由万团的二等兵当上了旅部“中尉书记”兼“战地工作团主任”。荣子恒，是担任过东北边防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的荣臻（后来当了伪满大汉奸）的儿子，纨绔子弟习气很重，虽然上过日本士官学校，却根本不会打仗，而且崇日、惧日。在战场上，一听到枪声，他就惊恐变色。但是他却附庸风雅，自命喜爱文学、哲学，声称对托尔斯泰、高尔基的作品很感兴趣。经常找我聊天，谈论这些。一次，他问我：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的内容，你能讲给我听听吗？于是我花了个把月的时间，每天给他讲个把小时，在举例说明时，也联系抗战实际，向他灌输“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思想。与他谈古论今中，也给他讲持久战、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美国与苏联等等。用这种方式去做他的工作。在当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形势下，虽然我党在这个部队里是不公开的，但对我们这些人，他们大都能揣知一二，不过谁也不戳破“窗户纸”。因此，可以讲这些。他们也想通过我们了解这方面的事情。
有一天，荣特意邀我到他府上赴宴。宴席上只有我们两人，似乎很神秘的样子。席间，他突然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在地下斗争中，对于这类发问，早有随机应变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假装酒至半酣，答非所问地说，我这个东北大学的学生，可是张学良将军承认的（当时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有东北大学的假文凭）。荣说，你是个学生，我不怀疑，你知识丰富，这是假不了的。我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摇了摇头。他说，你别害怕，你要是共产党，就设法找个关系，我出钱，咱俩去苏联留学。接着他讲出了他的如意算盘：打败日本谈何容易，不如先去留学。几年以后，仗打完了，我们学成回国了，那时国民党、共产党现在的这些领袖们都老了，也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我说，我是个穷学生，几年来一直在东北军里做事，哪里去找这种关系呢？！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看我，说那就以后再谈吧！荣这番话足以说明他当时表现的“进步”、“开明”纯属投机。果然后来形势一变，他就投敌当了日伪军的军长，但没有逃脱人民的惩处，不久就被我军击毙了。这是以后的事。我在旅部时还是充分利用他这个旅长的招牌大力开展工作。我刚到旅部，荣子恒就要我给他找个人当警卫队副队长。我推荐了程咏陶（程汉〉同志去担任此职。他是与伍志纲同志一同来的青岛地下党员、青岛大学的学生。警卫队队长是奉军老兵，上了年纪，不大管事，程咏陶去后很快就抓到实权。师工委的会议经常在警卫队队部里召开，这是很好的掩护。
我利用旅部战地工作团主任的身份，在各营的政训机构中派进了我们的同志，在各团建立了宣传队。旅部的战地工作团，工作十分活跃，不但四处演出、教唱抗日歌曲，秦寄萍等还曾排练演出《流寇队长》、《松花江上》等大型剧目。由于在北平左联的经历，也由于西安事变时学兵队合唱团及“一二·一二”剧团的演出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对战地工作团演剧队和歌咏队是比较重视的。也正是这一时期，团员牟锋的表演水平和积极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时《五月的鲜花》《到敌后方去》《怒吼吧！黄河》等抗日进步歌曲响彻营区，人们在平时对话中也常常引用演出剧目的台词。
由于党在这个师里顺利开展了工作，激发了爱国宫兵的抗日斗志，正气占了上风。1939年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到了沂蒙山区后，与东北军一一二师驻地相邻。虽然随后不久就出现了八年抗战中第一次反共逆流，但我们两军关系友好，我们这个地区团结抗战的局面尚能保持，从而为苏北鲁南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一二师工委成立初期，是由长江局领导的。1938年10月，我们的部队到皖北参加武汉大会战时，曾通过新四军第四支队老八团的电台，向长江局作了一次详细汇报。叶剑英同志电示武汉危急，以后难与长江局联系，一一二师工委归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领导。”1939年春，我曾骑自行车到山东分局机关驻地沂水县王庄，向郭洪涛同志汇报。当年八月，一一二师工委由罗荣桓同志亲自领导。我向罗荣桓汇报工作时得到他的表扬，他特别肯定我们吸收训练进步知识青年，改造旧军队的成缋。他说：同八路军一些师、团单位的政治工作相比，你们并不逊色，八路军的一个团里也没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八路军主力的到来，上级领导的加强，使我们工委更有主心骨了，上层工作、基层工作、民运工作都更好地开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