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张学良的设想，他要依靠我们这批人改造东北军，让我们先到部队当政工人员，然后逐步担任军事长官。给我们的具体调研题目是在师、团、营、连各级如何配备学兵队学员，包括人数、职称、职责和工作方法等等。不久后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便部署迅速清理了东北军各部队由国民党派来的政工人员，改派学兵队学员到各部队做政治工作。
我们去了驻在固原的一二〇师。该师师长赵毅，是东北军中的进步分子，为人豪爽，也很尊重进步知识分子，对我们这些张学良的学生，非常客气，款待备至。吃饭让我们同席，到各团视察时不但为我们的调研提供方便，甚至让我们陪同检阅队列，每天还让我给他上政治课，讲唯物论辩证法，又要我教他英文，主要是些日常生活用语。我们融洽地相处了个把月。
除了处理好同上层军官的关系，我们还尽量接触士兵。固原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我们起初不知情，打洗脸水一打半脸盆，厨师对我们脸色不好看。经了解，师部的用水是从十多里外一眼小泉那里担来的，为了减轻师部勤务兵们的负担，我们每天早晨跑步十多里到泉水边跟老乡一起排队，每人只盛一牙缸水，连刷牙带洗脸全解决，然后再跑回师部，给师部的官兵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一天上午，赵毅告诉我：今晚你留在我身边，执行重要任务。晚上，他集合全师军官开会，宣布了总部要该师星夜开往西安的命令；还讲了一番很有血气的话：我们是吃东北的红高梁长大的，中央让我们放弃家乡，流浪到荒凉的西北剿共，剿来剿去损兵折将，蒋委员长是要借共产党消灭我们杂牌军；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抗日，打回老家去。接着，他下令收了国民党派来的政训人员的枪，派出两个排，让我带领，押着那些人（约有四十来个）随大队伍行军。途中，师政训处主任有意跟我套近乎，称呼我刘先生，说他本来是个小学教员，不懂得什么“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到东北军来是混事找饭吃云云，一副摇尾乞怜的样子。我在地下斗争中，受够了反动军、警、宪、特的气。这时带领队伍押着这么多国民党的校、尉级政训人员，感到颇为解恨，心情非常舒畅。
到西安后，见到大街上贴着《张杨向全国通电》的号外和“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联合合各党派救国”、“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坚决拥护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标语。整个古城都充满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得悉两天以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了谏阻蒋介石“剿共"，把他捉了起来。这时我和马愚接到命令，回归学兵队（韩涛早已先行回队送交我们的报告）。战友见面，欣喜若狂，热烈拥抱，同庆胜利。当知道学兵队成员参加了捉蒋，打死了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感到十分痛快。蒋孝先在北平任宪兵三团团长时，疯狂镇压抗日活动，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给党的组织造成了巨大破坏。处死蒋孝先出了我们心头的一口恶气。
因为我比较早地被派出搞调研，为了使读者能较深入地了解学兵队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作用，特将我个人的经历和战友们的叙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1月中旬日伪军进犯绥远，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学兵队也积极配合。11月下旬绥远军民收复百灵庙。学兵队立刻召开了声援大会，战友们慷慨陈词，王西萍带头提出直接去绥远参加抗战。学兵队派出尚效飞等代表向张学良请愿援绥。第三天下午，张将军在金家巷卫队营营部接见学兵队。他说：我集国难家仇于一身，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大家一样。但抗日不能只凭少数人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国内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是不可能的。现在许多真实情况你们还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一定会很快促成一致抗日，绝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最后，他沉痛地说：“你们手中的枪是我发给的，我不抗日，你们可以用手中枪来打我张某。”这次接见解除了大家的一些疑虑，使学兵队队员对张学良有了直接的了解，并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也预感到在未来复杂的局势中，学兵队这批人将成为张将军依靠的力量。
一二九一周年时，党通过西安市（包括常驻西安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学联”等群众团体发动一万五千多名学生请愿游行。学兵队积极配合，搞野外演习，实际是在西安郊区搞抗日救国的宣传。穿过市区时，学兵队高唱《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与示威队伍相呼应。野营归来，听说一名游行学生遭到宪警枪击的消息，大家都异常愤怒。康鸿泰队长集合学兵队举行分列式，以示支援和抗议。
得知学生的游行队伍向蒋介石临时驻地临潼进发，而蒋介石又下达了镇压的命令，为避免群众遭到屠杀，张学良驱车赶到十里铺劝阻，当场保证在一周内以事实来回答学生的要求。
当天晚上，学兵队又举行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会，有报告、话剧、歌咏、诗歌朗诵等节目。
会后，学兵队接替了警卫二营的哨位，二营的部队已开始执行特殊任务了。
12月11日，学兵队每人发100发子弹并配手榴弹，班配机枪，进入战备状态。
12月12日凌晨前，学兵队紧急集合，一连和四连布置在东城墙上面向城内构筑单人掩体，并接到命令：如果看到宪警逼近就开枪射击。
学兵队的张化东因10月底已被派到卫队二营七连当指导员(公开名义是副连长〉，学兵队中原二营派来的一批班长也被临时抽回二营，他们在第一线直接完成了捉蒋的任务。蒋介石就是被我们一连的九班长陈志孝捉住的。关于捉蒋的情节，人们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
张化东在部队出发前往临潼华清池捉蒋时，奉命带一个排坚守灞桥。当城里枪声四起，捉蒋队伍也出发了约半小时，蒋介石中将侍从副官长蒋孝先（原驻北平宪兵三团团长）和宪兵团中将团长杨国珍欲强行通过灞桥，被张化东下令捉拿。清晨五点钟，守桥一小时任务已完成，张化东带队往临潼，临时将两个俘虏交刘多荃部（一〇五师）七连看守，随即投入攻打华清池活捉蒋介石的战斗。战斗中张化东问孙铭久，对蒋孝先、杨国珍两个俘虏如何处理？孙让他自行处理。张化东便吩咐两名战士把态度猖狂且逃跑未遂的蒋孝先、杨国珍押到附近的菜地里，命令他们跪下，宣布处以死刑，然后将他们枪毙。
张化东带领从学兵队临时回二营任排长的陈志孝（时任学兵队一连九班长）及两名战士从后山半山腰的大石缝中把蒋介石捉住并架下山时，张学良打来电话说：所有在临潼捉到的人，不许就地处理，要一律带回西安。当孙铭久得知张化东已下令将蒋孝先、杨国珍枪毙后，便与当时赶到的白凤翔、刘多荃商量决定，只推说此两人中流弹而死，回西安时就这样向张学良报告。于是学兵队的张化东枪毙了蒋孝先便成了除孙、白、刘等少数人知情的学兵队内部的一个秘密。随着局势的发展，我们很快意识到：枪毙蒋孝先为北平死在他手上的同志报了仇固然痛快，但这件事很可能会给张学良和我们建在学兵队中的党组织带来麻烦，便相约对此事尽量低调甚至保密。如今，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已在夏威夷去世，台湾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如实地谈论此事了。
西安事变第二天，学兵队队员都接受了明确指定的任务，分别去接收电台、报社、邮电局；有的被派去军警督察处清査国民党别动队和逃散的宪禁人员；有的去接收国民党的档案；有的去看管被扣押的国民党髙级将领和被扣留的飞机及飞行人员；有的协同西安各城门站岗部队，检査可疑行人。学员们有组织地到街头、学校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学兵队还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到广播电台播放抗日救亡歌曲。不久，由李伟、梁彦、程牧、孙毅人、刘杰等人在接收了原国民党剿总的“大道剧社”之后成立了“一二·一二剧团”，聘请北平艺专戏剧系科班出身的张寒晖同志(当时在西安市第二中学任教）担任剧团的领导。该剧团不仅在西安市配合西安事变积极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剧目，而且还去三原为红军演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也看过该团演出的由王林编写的话剧《火山口上》，并到后台慰问演员和编剧，表示祝贺和支持。
学兵队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成为“抗日宣传大队”的骨干力量。12月14日，西安方面正式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部，停止一切“剿共”行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处，应德田任主任，政治处内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等科。罗瑞卿同志化名罗谷光任政治处民运科长。当时，国民党派到东北军的政训人员均已被扣留，政治处决定组织抗日宣传大队，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团设宣传员。学兵队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抗日宣传队，并组成五个大队。何畏之、赵天野、王建中、侯哓岚、李正南分任大队长，同时任总支部书记。这五个大队派到东北军各军，下属中队的宣传员深入到各师、团接替国民党政训人员，并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对东北军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张学良决定建立一支新军，名为抗日先锋总队，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孙铭久任总队长。一部分学兵队学员分配到抗日先锋队工作。张学良还将三个警卫营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务团，也由孙铭久任团长，少数学兵队学员被分配到这个团工作。这期间，我曾被调到特务团当过指导员，后又被调到东北军总部编了一阵《一二·一二》小报。这使我对西安事变期间全局的形势有了较多的了解。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巨大反响，出现了一个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南京方面，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强烈主张讨伐张、杨。12日下午，南京派了30架飞机飞到西安上空盘旋，一方面是示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并进一步取而代之。而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西安方面，张、杨联共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是一致的，但他们的部下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不一，众说纷纭。12月16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大军开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局势更加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纵观全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6日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先同张、杨会谈，取得和平解决的共识。然后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西安地下党的同志包括学兵队中的党员对和平解决两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后来党组织不断传达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博古同志还到学兵队召集部分同志谈话，详细解释党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我们认识上虽有提髙，但情绪还未完全转过来。因此，12月26日早晨，看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到达洛阳的号外时，大家都非常震惊，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动摇和叛变。这种出于书生意气的认识，显然是偏激了。张、杨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顺从人民公意，投玦而起，陈兵逼蒋联共抗日，有大功于以后的抗战事业，是民族的千古功臣。作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我深切怀念曾被长期幽禁的张学良将军，深切悼念惨遭杀害的杨虎城将军。
蒋介石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命令顾祝同等蒋系部队分五路进逼西安；并以对张“有附和情事”的罪名，将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于学忠（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张离西安时指定的代理人）“撤职留任”。这激起了西安军民的极大愤慨，也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分歧。以孙铭久为代表的少壮派，主张蒋不放张，就同南京决战。以王以哲为代表的髙级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反对打仗。也有些高级将领贪图个人禄位，暗通蒋方。加以蒋系特务、托派分子又从中挑拨，少壮派和老一派尖锐对立1937年2月2日，发生了孙铭九、应德田枪杀王以哲的不幸事件。接着，在“为王以哲报仇”的借口下，受到蒋方拉拢的刘多荃、缪澂流，杀害了为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福源旅长（当时已是我党秘密党员），扣押了积极拥护联共抗日的万毅团长等人，并且调动军队声言要“扫平西安”。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在东北军内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斡旋协调；同时，本着“力主和平，同时做好战争准备”的方针，以“撤兵释张，实现西安谈判协议”为条件与国民党谈判，力挽危局。不过，经此曲折之后，西安方面与蒋方谈判的地位削弱了，一些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又屈从蒋方拉拢和压力，达成的协议对西安方面不利较多。2月8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蒋系宋希濂部进入西安。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元老派因痛恨孙铭久转而迁怒于学兵队，把派到各军、师、团做政治宣传工作的许多队员赶出部队，学兵队员陆续撤到邠州待命。其中几十名学兵队员，路经红军前敌指挥部驻地三原云阳镇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当时在西安的刘澜波同志名义上是张学良的秘书，他向周恩来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恩来同志转告前线红军指挥部，说服大家回东北军工作。杨尚昆同志亲自做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派人到东北军工作很不容易，你们在东北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已有一定的基础，党要你们回东北军工作。于是大家离开云阳镇，翻山涉水到达邠州。
2月中旬，撤到邠州的200余人被改编为青年训练班①【①当时，刘澜波、宋黎名义上都是张学良的秘书，人们还要给他们一些面子。他们以“东救”的名义发宣言，说明学兵队员是张学良将军培养的抗日学生，并非孙铭久的人，要爱护、保护……虽然国民党的势力视学兵队为眼中钉，老一派军官对我们也心存戒备，但毕竟怕张学良回来后不好交代，因而时刘、宋等人的活动是有效果的。】，洪钫任主任，实际由郭维城②【②郭维城1942年8月协助常恩多师长成功组织了一一一师举义，并担任了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职务、建国后郭维城同志任铁道兵副司令员，是成昆铁路建设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文革”后，为适应拨乱反正工作的需要，郭维城兼任过铁道部部长。】代理主任。
这一时期孔祥桢等教员还讲课，也是大家讨论问题、反思总结的机会。党员还着重学习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及中组部党的建设的报告等文件。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并利用俱乐部的形式开展了一些活动。
为了分化东北军，蒋介石先是把东北军（除骑兵军外）调到豫南、院北和苏北一带，取消总部，对各军分而治之，接着进行改编，由原来的25个师缩编为10个师。这时，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等一些髙级将官，公开投靠蒋介石。西安事变时那种生机勃发的局面化为乌有。
随着东北军的东迁，青训班又改编为军官差逍二队③【③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采取高压分化、分散、所编的政策。东北军东调后，被裁编的下级军官生活无着，编为军官差逍队。青年训练班为了不暴露，免遭国民党的迫害，就编为军官差遣二队——参见任志新、卫之《东北军学兵队史实》，载《辽宁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笫140页。】驻安徽怀远县泶河镇。这期间，党组织仍利用俱乐部组织读书会进行理论学习，运用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并继续发展党员。学兵队还同怀远县城的一所中学和师范学校进行过几次联欢，不但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当地也取得了很好的声誉。
但抗日无门、请缨无路，学兵队的很多学员，内心激愤，情绪苦闷。党组织结合悼念在淮河溺死的学员邢英组织了—场要求抗战的宣传动员活动。当时，了解他的战友认为他是自杀，因在其枕下发现可以看作遗书的文字，内容是斥政府不抗日，又不许学生抗日救亡，感到前途无路。王建中（建国后任空军后勤部政委）在追悼会上泣颂七言绝句：“失国亡家恨怨多，请缨无路奈若何。东流淮水皆含泪，屈子遗风逐逝波”，引起战友们的强烈共鸣。这个活动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就连一位监督学兵队的国民党特务也受到感化，站出来痛哭流涕地坦白自己的罪过，表示愿意共同抗日。这愈发引起国民党对学兵队的注意，不久蒋介石就借整编为名，下手谕解散学兵队。1937年5月，差遗二队被解散。
党组织对此研究了对策：少数学员去延安；一部分回北平，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七七事变后到平西开展敌后游击战；一部分到山西牺盟会及山西新军工作；一部分到了山东。留下的开始时不到三十人，后陆续又有增加，分散到东北军各部队去搞兵运工作，我是其中的一个。留下的学员，组织了抗日读书同志会，由当时表现开明并想联络些人作为个人资本的原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主任洪钫当会长，作为彼此联系的一个阵地。有资料说学兵队留在东北军的有一百人，我想可能是“二·二”事件后，有些被派到部队的学兵队学员因各种原因没有受到排斥，当时就留在了部队，没有撤到邠州参加青训班。再加上我们这一批几十人及后来陆续增加者而得到的总数约一百人。也有可能是把队部人员及各连原东北军派来的班长计算在内。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主要由学兵队成员组成、由张寒晖同志领导的“一二·一二”剧团也随学兵队经历了青训班、差遣队直至最后解散的全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期间演出的《撤退赵家庄》、《火山口上》（王林编剧）等剧目影响很大。这期间，张寒晖同志还创作了著名歌曲《松花江上》。这首唱遍了全国的歌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词曲作者只署“佚名”。寒晖同志宁愿让人们认为这首歌是东北流亡者哼唱出来的，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一二·一二”剧团还吸收了两位西安的中学生，一位是张雁，一位是刘炽，后来在艺术上都很有成就。
两安事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红军长征胜利、一二九运动和两安栗变这三个历史車件，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是完成这个历史转变的枢纽。
张学良将军利用学兵队培养新生力量来改造旧军队的计划无法全面实现了，但我党协助张将军组织和培养起来的这批学员，虽分赴各地，但仍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后的幸存者大多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岗位。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人照当年的名册统计，任地市局级、师职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约有一百人，占学兵队学员总数的1/3，出干部的比率相当高。这是因为学兵队不仅使学员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得到培养，而且经历了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使这批文化水平比较高、洋溢着革命热情的青年军人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站在历史大舞台上应对复杂局面的锻炼机会。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学兵队还有十几位同志后来成了教育家，如抗大教员李佑民（1942年牺牲）、黑龙江大学校长韩涛、钢铁学院院长尚英、辽宁大学党委书记金铁群、合肥大学校长曹振洲、广州体育学院院长吴振刚、上海文教办的陈琳瑚、延边行政干部学校的韩石涛、东北林学院的贾其敏、内蒙古师大的阎经武、海军技术学院的凌旺（林山复）、中央党校的姬也力（姬剑峰）和王铁铮、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尹先炳等。他们在教育战线把学兵队的传统传了下去。
学兵队还有些战友成为艺术家，如王林、徐瑞林、梁彦等同志，有些成为科学家或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如关俊儒、赵翼炼、张荣涤、冷拙、赵化南、周宜民、高尚林、于渊、任士舜等同志。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这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学兵队这支队伍的较高文化素质。
在学兵队之后，我一生中再没有机会能得到大量时间集中学习和训练，也再没有机会能与有着同样投笔从戎经历的志趣相投的朋友们朝夕相处。民族独立和人类解放事业需要我们到前线去，到民众中去。
学兵队的战友们再次相聚是在半个世纪后隆重纪念西安事变50周年的活动中。这次纪念活动开始两天在北京，后又组织去了西安。我在1986年12月12日、13日的日记有扼要记载：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晴
九时半在政协礼堂开纪念双“十二”五十周年大会。习仲勋代表中央讲话，吕正操着重讲东北军情况，王炳南着重讲西北军，各民主党派均有代表发言，还有当年新西兰籍记者及王安娜讲话。晚上又举行了招待晚会，我致了祝酒词。整天忙了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睛
上午学兵队同志一百多人①【①后来聚会组织者杨恬问志（原国防科工委后動部长）查明：签到簿上有去世者家属代签的，实到者应为近一百人。】座谈会，大家自由发言，甚活跃，罗立斌即席賦诗②【②罗立斌同志（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当场赋诗道：弱冠长安瞬古稀，京化聚散倍依依，西窗不尽阶囚事，且道桑榆未晚时。】，亦蛮好。大家要求中央发一通知，解决自入学兵队起即算革命历史问题。我认为这是最合情理的事情。最后我发言时表示支持他们。我还引用了叶帅的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与同学们共勉。
